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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之治下的边陲盛世
公元 280 年，晋武帝司马炎改元太康，这一年，天下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经历了漫长的三国乱世，百姓们渴望安宁，而司马炎也不负众望，以其卓越的才能和果敢的决策，成功地统一了全国，结束了那个纷争不断的时代。
站在洛阳宫中的高台上，司马炎俯瞰着脚下的江山，心中涌起一股豪迈之情。他深知，要想让这片广袤的土地真正繁荣起来，就必须推行一系列有效的政策。于是，他果断地颁布了“占田制”和“课田法”，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他还减轻了百姓的徭役和赋税负担，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在司马炎的治理下，中原大地逐渐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田野里，牛马成群，粮食堆满了仓库；集市上，商贾云集，交易繁忙。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社会秩序也日益稳定。
司马炎登高望远，抚今追昔。
泰始元年（265年），司马炎受魏禅建立晋朝，改元太康。至咸宁六年（280年）灭吴，天下复归一统，终结了自东汉末年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在其后十余年间，晋武帝司马炎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经济、整合南北、重建秩序的政策，使西晋出现了“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要其业”的繁荣，史称“太康之治”。
司马炎在位期间的治理，犹如乱世中的一抹亮色，给魏晋南北朝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带来了难得的安定景象。他的施政举措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在政治架构方面，司马炎展现出卓越的才能。他建立了一套相对稳定的官僚体系，通过选拔贤能之士来管理国家事务，使得政府机构得以高效运转。同时，他还注重平衡各方势力，避免了权力过度集中导致的政治动荡。
经济制度的改革也是司马炎治理的一大亮点。他推行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从而提高了粮食产量，保障了国家的粮食供应。此外，他还积极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社会整合方面，司马炎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加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他倡导儒家思想，弘扬传统文化，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同时，他还关注民生，减轻百姓负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司马炎时期的治理成就，不仅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安定与繁荣，更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国经验。他的政治智慧和施政理念，成为中古时期治国实践的重要样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戈铁马镇九州，自三分归晋至政权合法性之构建。
太康之治的首要成就，在于完成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首次全国统一。
自赤壁之战形成三国鼎立，曹魏据中原、孙吴守江东、蜀汉霸巴蜀，南北对峙近半个世纪。司马炎继承父祖（司马懿、司马昭）奠定的军事优势，于咸宁五年（279年）分兵六路伐吴：镇东大将军司马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水师顺江东下。次年三月，王濬水师首抵建业（今南京），吴主孙皓投降，“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诗句，正是这一历史时刻的生动诠释。
统一之后，司马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消散三国遗民的对立情绪，建构新政权的合法性。他采取了“怀柔为主，分化为辅”的策略：对吴蜀旧臣，保留其政治地位与经济特权，南中霍弋，世袭南中，如拜吴主孙皓为归命侯，赐田三十顷、岁给谷五千斛；蜀汉旧臣李密被征为太子洗马，其《陈情表》所陈“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的忠诚，正是晋廷笼络人心的缩影。
同时，司马炎注重以“天命所归”的儒家意识形态强化统治，通过祭祀天地、修订历法（行《泰始历》）、制定礼仪（《晋礼》）等举措，确立西晋作为“大一统”王朝的正统性。这种软硬兼施的整合政策，使“吴人安之，无异于魏”，为太康年间的稳定奠定了政治基础。
制礼作乐振纲纪，门阀政治下的制度创新。
司马炎深知，魏晋之际门阀士族己成为左右政局的核心力量，太康之治的制度设计处处体现着对士族利益的妥协与利用。在政治架构上，他推行“分封制”与“九品中正制”双轨并行：一方面大封宗室子弟为王，“以郡为国”，楚王司马玮、汝南王司马亮等宗王出镇要害，试图以血缘关系拱卫皇权；另一方面保留并强化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州置大中正，郡置小中正”，中正官多由士族担任，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选官格局。
尽管后世对西晋分封制多有诟病，认为其埋下了“八王之乱”的隐患，但在当时，这一制度对整合南北士族、稳定地方统治确有实效。
在法制建设上，太康元年（281年）颁布的《泰始律》堪称里程碑式成就。这部由贾充、杜预等重臣历时西年修订的法典，在汉律基础上“蠲其苛秽，存其清约”，将法律条文从汉代的九百余条精简为二千九百余条，首创“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将儒家融入法律体系，使“礼”与“法”进一步结合。
《泰始律》不仅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影响最深远的法典，更通过“纳礼入律”的方式，为门阀士族的特权提供了法律保障，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秩序的重建。
劝农务本复民生，战乱之后的经济复兴工程。
经历汉末黄巾之乱、三国混战，中原大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经济残破至极。司马炎以“兴农”为治国根本，推行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政策：
占田制与课田制并行：太康元年颁布《户调式》，规定男子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二十五亩。这一制度在承认土地私有合法性的同时，通过“课田”明确农民的纳税义务，既避免了豪强过度兼并，又保证了国家赋税收入。
据《晋书·食货志》记载，太康年间“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户口数从泰始初年的245万户增至太康三年（282年）的377万户，垦田面积大幅增加，粮食产量显著提升。
司马炎深知水利工程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他下诏大力修复那些在汉末时期荒废的水利设施。其中，芍陂（今安徽寿县）的修复工程尤为引人注目。芍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大型水利工程，曾经对当地的农业灌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战乱和时间的推移，芍陂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司马炎决心恢复这一重要的水利工程，使其重新焕发生机。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芍陂的修复工作终于完成。这座古老的水利工程再次发挥出了它的作用，引来了清澈的水源，滋润着周围的农田。据记载，芍陂修复后，灌溉面积达到了万余顷，为当地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推动。
除了芍陂，司马炎还下令引黄河水灌溉关中地区。关中地区一首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农业产区，但由于水资源的匮乏，农业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司马炎的这一举措，使得黄河水得以引入关中，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充足的灌溉水源。这不仅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还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得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在边疆地区，司马炎延续了曹魏时期的屯田制度。他在河北、河南、淮南等地设置了屯田都尉，负责管理和组织屯田工作。屯田制度的实施，使得边疆地区的土地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军队也能够通过屯田自给自足，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屯田的发展也带动了地方农业的进步，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繁荣。
据统计，通过屯田制度的实施，每年能够收获数百万斛的谷物。这些谷物不仅满足了军队的需求，还为国家的储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司马炎对水利和屯田的重视，为国家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国家的繁荣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司马炎在消灭东吴之后，深知百姓生活的不易，于是他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减轻百姓的负担。首先，他宣布对吴地的百姓免除二十年的赋税，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的举措，让吴地的百姓能够在战后迅速恢复生产和生活。
不仅如此，司马炎还对中原地区的法律进行了改革。他废除了曹魏时期的苛法，简化了法律条文，减少了不必要的禁令，使得百姓的生活更加宽松和自由。同时，他将户调绵绢从每户二匹减为一匹，这一举措进一步减轻了百姓的经济压力，让他们有更多的资源用于自身的发展和生活改善。
为了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司马炎还特别设立了“常平仓”。在丰年时，官府会以合理的价格收购粮食，储存起来；而在灾年，这些粮食就会被拿出来赈济灾民，稳定粮价，避免因粮食短缺而导致的社会动荡。
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司马炎成功地安抚了流民，稳定了社会秩序。百姓们对他的政策表示欢迎和支持，社会经济也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这一系列的举措不仅体现了司马炎作为统治者的智慧和胸怀，更为西晋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政策使西晋初年出现了“牛马被野，余粮栖亩”的繁荣景象，史称“太康之治，一时称为富庶”。
南北交融开新局，从对立到整合的社会重构。
三国时期，魏、蜀、吴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圈层与社会结构，西晋的统一面临着南北文化差异、士族矛盾等复杂问题。司马炎通过以下措施促进社会整合：
吸纳南北士族进入统治核心：在中央政府中，既重用北方士族如荀勖、卫瓘，也提拔南方士族如陆机、陆云兄弟（吴郡陆氏），甚至任命吴地名士顾荣为尚书郎，形成“胡越一家，华裔共主”的政治格局。这种包容性政策，使“江东之士莫不来归”，减少了统一后的文化冲突。
推行移风易俗与文化整合：司马炎提倡儒学，在洛阳设立太学，“五经博士各置一人”，诏求天下遗书，整理典籍达二万九千九百西十五卷，为后来《隋书·经籍志》的分类奠定基础。
他以身作则提倡节俭，泰始西年（268年）下诏禁止“雕文绮组”等奢侈品，虽然后期奢靡之风复起，但初期的倡导对稳定社会风气仍有积极作用。
司马炎深知曹魏时期实行的“士家制”所带来的弊端，这种兵制使得士兵和民众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司马炎毅然决定推行“去州郡兵”政策。
他下令罢除各郡国的军队，只保留中央禁军和边军。这样一来，原本分散在各地的军队被集中管理，不仅减少了地方军事力量对百姓的干扰，还避免了士兵与民众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
这一举措使得“天下遂无兵革之事”，社会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百姓不再受到兵役的困扰，能够安心从事生产和生活，民间经济也因此得到了促进和发展。
此外，“去州郡兵”政策还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通过削弱地方军事力量，司马炎将更多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使得国家的统治更加稳固。
总的来说，司马炎推行的“去州郡兵”政策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它不仅缓和了阶级矛盾，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还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太康之治的繁荣，在魏晋乱世中留下了独特的历史印记。其成就不仅在于短暂的经济复苏，更在于为南北统一后的制度整合提供了尝试：通过分封制与门阀政治的结合，西晋构建了适应士族社会的统治框架；通过《泰始律》与占田制，确立了“礼律合一”“耕者有其田”的治理原则；通过对吴蜀旧臣的怀柔，开创了“大一统”王朝吸纳敌对政权精英的先例。
然而，太康之治的局限性亦不容忽视：过度依赖门阀士族导致皇权旁落，分封制埋下宗王争权的隐患，占田制未能遏制土地兼并（“贵势之流，广占荒田”），统治后期司马炎本人怠于政事，“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奢靡之风盛行（如石崇与王恺斗富），这些都为西晋的迅速衰落埋下伏笔。但即便如此，太康年间“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的景象，依然是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年分裂中难得的治世样本，其治理经验与教训，为后世王朝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
司马炎的太康之治，是一次在乱世废墟上重建秩序的勇敢尝试。他以军事统一结束分裂，以制度创新整合南北，以经济政策恢复民生，以文化包容消弭隔阂。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它证明了即使在门阀士族崛起的时代，中央政权仍能通过灵活的政策实现短暂的繁荣；它展现了“大一统”理念对中国历史的强大凝聚力，即便在分裂之后，重建统一与秩序始终是统治者与民众的共同追求。
太康之治的成败，恰似一面镜子，既映照出魏晋时期的时代特征，也折射出中国古代治世理想的复杂局面，它不仅需要雄才大略的君主，更需要制度的可持续性与社会的凝聚力。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看到的不仅是“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短暂富庶，更是中华民族在分裂与动荡中始终坚守的统一梦想与治世追求。
在这幅波澜壮阔的盛世画卷的边缘，有一个地方宛如被遗忘的角落，那便是西南边陲的南中之地。这里群山险峻，地势复杂，宛如迷宫一般，让人望而生畏。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众多不同的民族，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文化和传统，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
自秦汉时期以来，南中地区一首是治理的难题。历任统治者都曾试图征服这片土地，却都未能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来管理这片复杂多样的地区。这里的民族众多，语言、风俗、信仰各异，使得统一管理变得异常困难。
然而，就在这片看似混乱无序的土地上，却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从乱而治，走向盛世的历史。这些历史故事或许不那么惊天动地，但却充满了智慧和勇气，见证了南中地区人民在困境中不断探索、奋斗的历程。
晋廷自然也注意到了南中地区的问题，他们意识到，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里的矛盾和纷争，那么这片土地很可能会成为国家的隐患。于是，一场融合了铁血与怀柔的治理大幕，在南中之地悄然拉开。
南中的治理，从诸葛丞相南征，南抚夷越，立法施教，传播文化，到各南征蜀汉将军，继承遗志，抚和异俗，夷汉融合，军政合一，到霍弋的承上启下，开疆拓土，降而不移其志，前赴后继……
一、霍在镇南：铁腕与仁政的交织
南中都督霍在，霍弋去逝后，被司马炎委以重任，封南中监军、交州刺史，总揽西南军政。
霍在的治世之道不止于诸葛丞相的德政工程。他仿效中原“占田制”，将南中无主荒地分予夷汉百姓，每丁男授田五十亩，免赋三年。又命部将孟干为日南太守，引巴蜀农耕之术，教民开渠引水，种植稻麦。短短数年，日南从“瘴疠之地”变为“膏腴之野”，夷人酋长惊叹：“汉家稻谷，竟比山珍！”
二、爨量守关：商路与文化的纽带
南中与交趾交界处有雄关名“进桑关”，此地扼守滇越商道，却因山匪横行而商旅断绝。霍弋帐下猛将爨量。受封“关门侯”，率精兵千人驻守。他剿匪安民，重修驿道，又在关下设“互市”，以盐铁换夷人药材、象牙。每逢朔望，爨量亲自主持市集，汉商与夷人“以物易物，笑语不绝”。
更妙者，爨量在关内设“夷汉学堂”，请通晓夷语的汉儒教授《孝经》《论语》，又令夷人巫师传授草药、占卜之术。晋使途经此地，见汉童吟诗、夷童舞刀，不禁叹道：“此真华夷一家之象！”
三、孟干劝农：稻香漫卷日南郡
日南太守孟干，原为霍在帐下参军。他初至任时，见夷民仍以刀耕火种为生，遂从蜀中引入曲辕犁、筒车，又命工匠改制为轻便竹木器具，适应湿热气候。为推广农具，孟干亲赴各村寨，以夷语高歌《劝农谣》：“犁头破土如龙游，筒车引水上山头！秋来稻谷堆满楼，夷汉共醉丰收酒！”夷人感其诚，争相效仿。
太康五年（284年），日南郡大熟，晋廷特赐孟干“金穗冠”，以示嘉奖。郡中夷汉合建“社稷坛”，祭神农时，汉民捧稻穗，夷人献槟榔，共祷“风雨和顺”。史载：“日南仓廪实，路不拾遗，夜户不闭。”
西、盛世隐忧：豪族崛起与晋廷猜忌
然而，南中的繁荣背后暗藏危机。爨氏一族凭借军功与商贸，渐成“南中豪首”，其族兵私甲过万，滇池周边良田多归其所有。洛阳朝堂对此忧心忡忡，曾有御史弹劾霍在“养虎为患”。司马炎却朱批道：“南中夷汉杂处，非豪族不能镇抚。昔诸葛武侯亦用孟获王，此权宜之计也。”
霍在亦深谙平衡之术。他奏请晋廷，将爨量之女嫁与孟干为妻，又让孟干次子娶夷人酋长之妹。通过联姻，汉、爨、夷三方结成利益共同体。太康八年（287年），南中诸族献“百兽图”于洛阳，图中汉官、夷酋、爨将并骑而行，司马炎大笑：“此霍在之功也！”
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对太康之治下的南中地区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在那个动荡不安的乱世之中，南中就像是一叶孤独的扁舟，在惊涛骇浪中艰难前行。
当时的南中地区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但霍在父子却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智慧，成功地平定了边境的战乱。他不仅以武力保卫了这片土地的安宁，还通过推行文化教育，使当地的少数民族逐渐接受了中原文化的熏陶，实现了民族间的和谐共处。
与此同时，孟干则致力于鼓励和引导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积极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方法。他的努力使得南中的农田得到了充分的开垦和利用，粮食产量大幅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而爨量则在商业领域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他积极开拓商路，促进了南中地区与外界的贸易往来，使得南中的经济日益繁荣。
在霍在、孟干和爨量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南中地区(包括交州)终于迎来了“民无饥馑，华夷共乐”的美好局面。然而，尽管南中在太康之治下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但晋室的根基仍然不够稳固，地方豪族势力逐渐坐大，如爨氏的逐渐崛起，难以得到有效的制衡。
最终，这个短暂的盛世如同昙花一现般转瞬即逝，只留下了后人无尽的叹息和感慨。
太康九年的暮春，建宁郡治的飞檐上挂着新燕的泥巢。霍在站在都督府的望楼上，手中的令箭还带着北方的寒气——那是月前从洛阳快马送来的，晋武帝司马炎亲书的《南中诏》，朱砂批注着"务使爨白同心，蛮汉同耕"。他的父亲霍弋曾在此地执蜀汉节钺，如今他接过的，却是晋朝的银印青绶。
城下的盘龙江泛着新绿，几叶载着蜀锦的竹筏正顺流而下，筏头立着个戴雉羽冠的老者——正是关门侯爨量。去年秋里，这位南中望族的首领曾在都督府前陈兵三百，此刻却亲自押运着给郡学的蜀锦典籍。霍在摸了摸腰间的环首刀，刀鞘上"抚戎"二字是父亲临终前亲手所刻，此刻他忽然明白，这南中都督的使命，早己从执戈守土变成了握耜开疆。
日南太守孟干的车马抵达建宁时，正逢火把节前夕。这位在交州与林邑人打过十年交道的老者，车辕上捆着两筐占城稻种，车轮还沾着南海的盐粒。"南中要治，先治人心。"他在接风宴上捋着沾了酒渍的胡须，将一枚刻着汉夷双语的铜质证章推给霍在，"当年诸葛亮七战孟获，靠的是和抚；如今咱们要让五十八部酋长心服，得靠这东西。"
那是枚分作两半的铜印，一半刻着晋朝官印，另一半铸着各部落的图腾。霍在次日便带着这印信，踏遍了诸夷的村寨。在味县的集市上，他亲眼看见爨量的长子爨琛正用蜀锦换僰人的枸酱，摊位旁的汉医馆里，老大夫正给羌人包扎伤口，案头的《黄帝内经》旁，还放着一本用僰文抄录的《齐民要术》。
真正的考验出现在夏播时节。螳螂川畔的僰人部落拒绝使用晋朝的铁犁，理由是"铁犁伤了地脉"。霍在带着孟干和爨量赶到时，上百个僰人正围着铜鼓跳舞，为首的老者举着染血的牛头骨，斥他们是"汉家的鹰犬"。
孟干却突然脱去官服，露出满是伤疤的左臂——那是在日南与林邑人厮杀留下的。"我这胳膊，当年被象兵踩断过三次。"他的声音盖过铜鼓，"可后来我学会了用象粪肥田，用象皮制甲。如今你们怕铁犁伤地，可知道这铁犁头是用爨家的铜矿铸的，这牛是从牂牁郡运来的僰人神牛？"说着，他牵过一头额生白花的水牛，牛颈上的银铃刻着五族图腾。
爨量适时递上一卷帛画，上面画着汉人和僰人共耕的场景，田埂上还种着僰人视作神灵的火把花。当第一犁翻起的红土时，老者突然跪地，捧起新土闻了又闻——那土里混着他们世代祭祀的香茅气息。
秋末的月光照着都督府的演武场，霍在正在校勘《南中户口簿》，孟干却抱着一坛交州米酒闯了进来，"今天是父王祭日，我们来祭祀他，"霍在灌了口酒，酒液顺着胡须滴在衣襟上，"越嶲郡太守霍彪也喝了口，孟干端起酒在地上洒了一圈，敬老父王。
“若是父王与丞相在世，该有多好，今日南中之盛世离不开他们的奉献啊！”
孟干回想起多年以前的场景:
孟获王生前住在在味县西南的竹林大院里，每天都有各族的人去给他送山珍。去看他，见他屋里堆着七筐各族文字的请安帖，比衙门的官文还厚。
当时两人骑马去桃林时，正逢孟获在教几个乌蛮孩童读《孝经》。这位当年让诸葛亮头疼的"南蛮王"，十多年前己是白须垂胸，却仍能徒手掰断碗口粗的桃枝。"当年丞相让我治南中，说'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他还拍着霍在的肩膀，目光扫过桃林外正在收割的梯田，那里汉人的木楼与蛮人的毡帐错落相间，"如今你们都做到了，不留兵而民自守，不运粮而仓自实。"
太康十年元月，建宁城头第一次升起了晋朝的日月旗，与各部落的图腾旗并排飘扬。霍在站在城楼上，看着城下的万人宴——汉人的庖厨在烹制胡饼，夷人的火塘在烤制鹿肉，氐人的商队带来了凉州的葡萄酒，羌人的歌者在传唱用汉语新词填的古曲。
爨量捧着新铸的"南中融合鼎"走来，鼎身上铸着无数个民族的耕作场景，鼎腹刻着司马炎的御笔："日月所照，皆为晋土；风雨所至，皆为晋民"。孟干则带着一群穿着汉服的夷童，献上了他们用僰文、爨文、汉文合写的《太康祥瑞赋》。
人们仿佛看见，远处的山谷里，孟获的竹林大院被新栽的红豆杉环绕，老人正带着各族首领栽种从洛阳送来的银杏。有人说，这是南中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春天——不是因为气候，而是因为那些曾经拿着弓箭的手，如今都握上了犁耙；那些曾经互相戒备的眼神，如今都映着同一片丰收的霞光。
当暮色浸染群山，建宁城的灯火与星空相接，霍在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南中难治，难在人心；南中易治，易在人心。"此刻他终于明白，太康之治的真正根基，不在洛阳的宫殿，而在这南中大地的每一寸耕土，在每一个愿意放下兵器、共饮一杯的夷汉百姓眼中。
这一年，鲜卑归附，东夷十一国、西南夷二十余国及匈奴奚轲部归附，晋边疆安定下来。
太康十年三月，阳光明媚，春风和煦。霍在奉命到洛阳，踏上了去洛阳的征途。
越嶲郡太守霍彪，建宁太守爨量十里相送。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南方，一支庞大的商队正穿越崇山峻岭，沿着蜿蜒的道路缓缓前行。这支商队来自南中地区，他们的目的地是东晋的都城建康。
商队的骆驼和马匹背负着沉重的货物，其中不仅有珍贵的珠宝和香料，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那首传遍天下的民谣。
"铜鼓响，铁犁动，爨白同心五谷丰；夷汉亲，日月同，太康年里万邦融。" 这首民谣如同一阵春风，吹拂过每一个人的耳畔，让人们感受到了南中地区的繁荣与和谐。
当商队抵达建康时，这座繁华的城市立刻被这首民谣所吸引。人们纷纷传唱，街头巷尾都回荡着那悠扬的旋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首民谣顺着滔滔江水，传遍了大江南北。它的声音如同涓涓细流，最终汇聚成晋朝盛世的宏大交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