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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丞相亲自率众南征，组织实施南征平叛及治理，是诸葛丞相治蜀的一个重要举措，在征战中，他把军事行动与政治斗争、民族和抚、民族融合、文化传播、劝课农桑、立法施教等诸多举措结合起来，综合治理，并成功运用“七战七抚”的政策，胜利平定了南中叛乱，后期南征将士继承遗志，前赴后继，稳控并发展南中，取得了南中的长足发展，为后世树立了榜样，留下宝贵经验。
章武三年（223年），刘备崩于白帝城，南中诸郡趁蜀汉新丧之际举兵叛乱。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以“和抚异俗”之策七战七抚孟获及叛匪，终使“夷晋安之”。南征之后，诸葛亮并未采取传统的军事压制政策，而是以超凡的政治智慧与治世才能，在南中地区推行了一系列兼具开创性与包容性的治理举措，实现了“纲纪粗定，夷汉初安”的局面，为蜀汉政权奠定了稳定的后方基础，更在民族融合、经济发展、文化传播等领域书写了古代边疆治理的典范篇章。
一、军政合一：构建“和抚异俗”的治理体系
诸葛亮对南中的特殊民情有着深刻的了解。他知道那里的人们迷信巫术和鬼神，喜欢通过诅咒和盟誓来解决问题，甚至会用投石和结草的方式来占卜。而且，当地的官员常常以盟誓来要挟民众。
面对这样的情况，诸葛亮并没有选择传统的“留外人”方式，也就是派遣汉人官员首接去治理南中地区。他意识到这种常规模式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矛盾和冲突，因为汉人官员与当地居民的文化差异较大，难以真正理解和适应南中的特殊民情。
于是，诸葛亮果断地采取了一种创新的策略“即其渠帅而用之”的羁縻政策。所谓“渠帅”，就是当地的部落首领或有影响力的人物。诸葛亮决定利用这些渠帅的权威和影响力来管理南中地区，而不是完全依靠外来的汉人官员。
通过与渠帅们建立良好的关系，诸葛亮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和地位，让他们在自己的部落或地区内发挥领导作用。同时，诸葛亮也会对渠帅们进行监督和指导，确保他们的行为符合蜀汉政权的利益和法律。
这种羁縻政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充分尊重了南中的特殊民情，避免了因文化冲突而引发的不必要麻烦。其次，利用渠帅来管理地方，可以更好地调动当地居民的积极性和参与度，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最后，这种政策也有助于加强蜀汉政权与南中地区的联系和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
他以非凡的勇气和独到的眼光，果断地启用了少数民族的首领和地方上的豪门大族，精心构建起了一种“夷汉合流”的治理架构。
首先，他任命孟获为御史中丞，这一举措使得孟获王得以踏入蜀汉的中央政权，成为其中的重要一员。这样一来，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在政治舞台上有了发声的机会，也让他们感受到了蜀汉政权对他们的重视和信任。
接着，他又任命孟琰为辅汉将军，并让其统领“虎步监”这支精锐的部队。这不仅将少数民族的精英纳入了国家的军事体系，更显示出蜀汉政权对他们军事才能的认可和倚重。
此外，他还大力重用本地的大姓，如爨习、李恢、吕凯等人。爨习被任命为兴古郡太守，负责管理地方政务；李恢则担任庲降都督，肩负起镇守边疆的重任；吕凯任云南郡太守，让他们在重要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才能。这些本地大姓在各自的职位上各司其职，为蜀汉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
通过这样的安排，形成了一种“诸夷帅服，汉人大姓归附”的双重治理格局。少数民族的首领们心悦诚服，积极配合蜀汉政权的治理；而本地的大姓们也纷纷归附，为国家的建设出谋划策。
这种“以夷治夷，以汉统夷”的策略，巧妙地结合了少数民族的自治传统和蜀汉政权的制度优势。它既尊重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习俗，保留了他们一定的自治权力，又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将南中地区纳入了蜀汉的政治版图，实现了对该地区的有效治理。
最终，这种治理模式创造了一个“不设长史，不留军队，而纲纪自正”的奇迹。在没有过多干涉和强制的情况下，南中地区的社会秩序井然，各民族和谐共处，共同推动着蜀汉政权的繁荣与发展。
在法治层面，诸葛亮秉持“宽严得当”的原则，针对南中“俗多游荡，无有蓄积”的散漫习气，制定《汉科》等法规，推行“立教施法”：一方面禁止部落间的仇杀劫掠，设立“盟府”调解民族纠纷，由孟获王负责夷务；另一方面宣扬“礼义”之道，在各郡县设立官学，传授儒家经典与中原礼仪。史载其“移风易俗，教其耕织，稍兴学校，渐迁其俗”，使南中从“不闲典训”的“化外之地”逐步接受中原法制文明，形成“夷汉杂居，政通人和”的社会秩序。
二、劝课农桑：开创“经贸互通”的经济格局
在南征之前，南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主要还是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这种传统的耕种方式虽然能够满足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但对于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无法充分发挥该地区“土地肥美，宜五谷蚕桑”的自然优势。
诸葛亮深知农业对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他将“务农殖谷，足食足兵”作为治理南中的首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积极推行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农业改革措施。
首先，组织移民将汉族先进的农耕技术引入南中，推广铁制农具、牛耕技术与水利灌溉工程，在味县（今云南曲靖）、朱提（今云南昭通昭阳区）等地开垦屯田，建立“诸葛堰”“山河堰”等水利设施，使“畬田皆为膏腴”；
其次，鼓励少数民族移居平原，将叟、青羌等族群从山林迁至平坝地区，与汉族屯田户杂居，形成“夷汉错居，相互教益”的生产格局。《华阳国志》载，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同时将蜀汉的织锦、冶铁技术传入南中，推动当地手工业发展，使永昌郡（今云南保山）成为“出铜、锡、黄金、光珠、琥珀”的贸易重镇。
在经贸领域，诸葛亮展现出了卓越的智慧和才能。他深知交通对于贸易的重要性，因此不遗余力地疏通南中与蜀汉腹地之间的交通要道。其中，“五尺道”作为连接两地的重要通道，经过诸葛亮的修复和扩建，变得更加宽阔平坦，方便了人员和物资的流通。
为了进一步促进贸易往来，诸葛亮还在沿途增设了邮驿，使得信息传递更加迅速准确。这一系列举措极大地推动了“朱提银”“永昌锦”“滇池马”等南中特产与蜀地的蜀锦、漆器、盐铁等商品的双向流通。
不仅如此，诸葛亮还在牂牁郡（今贵州贵阳西部）设立了官市，这是一个专门用于贸易的场所。在这里，他推行了一种独特的贸易制度，即“以物易物”与铜钱并用。这种制度既保留了少数民族传统的交易方式，又引入了中原地区的货币经济，使得贸易更加便捷和多样化。
通过这些举措，诸葛亮犹如一位高瞻远瞩的智者，成功地打破了少数民族“各以布帛金罽相贸易”的原始交易模式，犹如在混沌的夜空中点亮了一盏明灯，照亮了南中地区的经济发展之路。自此，“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在人们眼前。来自各地的商人如潮水般云集于此，进行着频繁的商业活动，南中地区的经济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光芒。
经济的繁荣不仅为蜀汉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充实了国库（“军资所出，国以富饶”），更为重要的是，它让南中各族在物质互通中加深了对中原文明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体现在经济上的依赖，更体现在文化和社会层面的交流与融合。
三、文化交融：构筑“殊俗同风”之民族共同体
诸葛亮治理南中的核心，在于以文化融合消弭民族隔阂。他深谙“攻心为上”的真谛，在军事征服后并未强行推行汉化，而是采取“和抚”与“引导”相结合的策略：
一方面，对于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习俗，我们秉持着尊重的态度。我们充分理解并认可“夷人”的独特文化传统，不仅允许他们保留“盟诅”和“歌舞”等传统习俗，还积极将彝族的“图腾崇拜”融入到地方治理之中。
为了更好地与“夷人”沟通和合作，我们采用了一种创新的方式——以“图谱”（绘画契约）代替文字盟约。这种方式既符合“夷人”的文化特点，又能让他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通过绘制生动形象的图谱，我们将双方的约定和协议以首观的形式呈现出来，使得“夷人”能够一目了然地了解其中的内容。
这种独特的治理方式不仅体现了我们对“夷人”文化的尊重，也赢得了他们的敬重和信任。“夷人”对我们的做法表示赞赏，他们感受到了我们对他们的尊重和理解，因此更加愿意与我们合作，共同推动地方的发展和进步。
另一方面，为了推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采取了一项重要的移民政策。具体来说，就是将超过一万户的汉族移民迁移到南中地区，同时也将部分少数民族的首领及其子弟迁移到成都。这样一来，汉族移民可以在南中地区传播汉族的文化和习俗，而少数民族的首领及其子弟则可以在成都学习汉语、熟悉汉礼。
通过这种方式，不仅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还使得双方的文化得到了更好的融合。汉族移民逐渐适应并融入了南中的风俗，而少数民族的人们也对汉族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向往。这种双向的文化融合，不仅丰富了双方的文化内涵，也为地区的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文化传播方面，诸葛亮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远见卓识。他深知文化的力量，明白“德化”远比“同化”更为重要。于是，他在南中地区大力推行“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五教，通过教育来培养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秩序。
为了更好地传播文化，诸葛亮还设立了“夷汉学馆”。这个学馆不仅教授儒家经典如《孝经》《论语》等，还收录了夷族的《梅葛》以及傣族的《贝叶经》等民族典籍。这样的举措使得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
这种包容式的治理方式，让南中各族人民逐渐认识到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共同之处。他们开始意识到，虽然民族不同，但大家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都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天下。这种“天下一体”的归属感，使得南中地区的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人民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和谐。
正如《三国志》中所记载的那样：“终亮之世，南人不敢复叛”。这充分说明了诸葛亮的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的政策不仅让南中地区保持了安定，更让各族人民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统治。
甚至在诸葛亮逝世后，南中百姓对他的怀念之情依然深厚。他们“巷祭巷哭，如丧考妣”，这种悲痛之情，足以证明诸葛亮的治理己经超越了单纯的政治统摄，真正赢得了民心的归附。
西、移民互徙：奠定“血肉相连”的融合根基
诸葛亮推行的移民政策，堪称古代民族融合的典范。
一方面，他展现出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和领导才能。他果断地决定将南中地区的“劲卒青羌”万余家迁移到蜀地，并将他们整编为一支强大的军队——“无当飞军”。这支军队由少数民族的将士组成，他们以其勇猛无畏和敏捷灵活而闻名。
这些少数民族将士在北伐战争中表现出色，他们的速度如同飞鸟一般迅速，勇气更是冠绝三军。他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不畏强敌，为蜀汉军队立下了赫赫战功。
不仅如此，这次迁移还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将士来说，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他们不再被视为边缘群体，而是成为了蜀汉军队的精锐力量，受到了尊重和重视。
同时，这次迁移也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军事协作和文化交流。在共同的战斗中，双方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这种交流不仅在军事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还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
另一方面，他鼓励蜀汉内地的汉人“南移”，在南中设立“屯垦戍边点”，将中原的农耕技术、建筑技艺、节庆习俗带入边疆。这种“双向移民”打破了民族聚居的壁垒，使夷汉百姓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
尤为难得的是，诸葛亮在治理时始终坚守“天下一家”的理念，既不奉行“汉族中心主义”，也不放任地方割据。他所任命的地方官员，诸如李恢（建宁大族）、吕凯（永昌不韦）、爨习(建宁大族)等，皆是“夷汉皆服”人物，其施政旨在“调和矛盾，共促发展”，使得南中由“叛服无常”的边陲之地变为“输赋纳贡，甘为臣民”的王土。这种治理模式，较之汉代的“羁縻府州”更为注重实际融合，比之唐代的“节度使”制度更具制度创新，为后世中原王朝治理边疆提供了“德法并重、文武兼备”的珍贵经验。
千秋遗泽，功在民族
诸葛丞相亲自率众南征，绝对不仅仅是简单地“平定叛乱”这么简单，更不是不远千里深入高山峡谷、原始森林或不毛之地来专门反复擒拿某个民族首领，而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开创性的民族融合实践行动，是治蜀的关键所在。
在南征之前，南中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部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冲突，彼此之间相互攻伐，社会秩序极度混乱。而诸葛亮的南征，不仅仅是通过军事手段镇压了这些叛乱，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南中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
在政治上，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政府对南中的控制。他设立了郡县制度，任命了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为官员，让他们参与到地方治理中来，从而实现了对南中的有效管理。
在经济上，诸葛亮大力推广汉族的先进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帮助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发展农业生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他还积极促进南中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使得南中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在文化上，诸葛亮尊重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鼓励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他在南中地区兴办学校，推广儒家思想，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人才，为南中地区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诸葛丞相南征后的治理，是一次全方位、多层次的民族融合实践。通过他的努力，南中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部落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缓解，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经济和文化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这次实践不仅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当今社会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他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摒弃了前朝狭隘的华夷之辨观念，将不同民族视为平等的存在，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不仅具备卓越的政治眼光，还拥有军事家的智慧和谋略。他精心构建起一套完善的治理体系，使得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能够有条不紊地运行，保障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他深知农业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于是以农学家的务实精神，大力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他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改进种植技术，提高粮食产量，从而促进了农业的繁荣，为国家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同时，他也是一位文化家，以包容的态度对待各种文化。他积极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丰富和发展了本国的文化。这种文化上的包容与交流，不仅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也为国家的文化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他及后期南征将军们的精心治理下，南中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这里被视为“不与中国通”的“蛮夷之地”，与中原地区相对隔绝，充满了陌生和神秘感。然而，在他的努力下，这片土地逐渐摆脱了落后与封闭，展现出崭新的面貌。
他以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当地的夷汉各族人民，通过“和抚异俗”的政策，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他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使得夷汉各族之间的关系从对立走向和谐，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他推行“立教施法”的智慧，建立起公正的法律制度，让官吏们不敢纵容奸恶，人们也自觉遵守法律，社会秩序井然。这种法治精神不仅保障了人民的权益，也为南中地区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注重“劝课农桑”，鼓励人民发展农业生产。他积极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改善农田水利设施，使得南中地区的农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经济繁荣起来。
他还具有“任用贤能”的广阔胸襟，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只要有才能，都能得到他的重用。这些贤能之士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南中地区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在他的治理下，南中地区从一个“蛮夷之地”变成了一个“吏不容奸，人怀自厉”的稳固后方。夷汉各族从相互攻伐的对立群体，熔铸成了一个“共享太平”的命运共同体。他的政策和举措不仅成就了蜀汉“南征北伐”的战略根基，更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多元一体”的早期篇章，为后来各民族的团结与融合树立了典范。
千载之后，当我们凝视诸葛亮于南中所留之“七战七抚孟获”传说、“诸葛堰”遗迹、“夷汉结盟碑”，所目睹者，非仅一贤相之治世功勋，实乃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精神缩影也。
诸葛丞相的南征实践充分证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真正的长治久安并非仅仅依靠武力征服就能实现，而是需要通过文化认同和民心归附来达成。这一理念贯穿于诸葛丞相南征的整个过程中，成为他留给后世的不朽遗产，同时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丞相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智慧。他率领蜀军深入南方地区，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叛匪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然而，他并没有仅仅将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而是在征服的同时，注重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诸葛丞相深知，只有当南方地区的人民真正认同蜀汉的文化和价值观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文化的融合。他鼓励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推广汉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同时也尊重和保护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
通过这些努力，南方地区的人民逐渐对蜀汉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开始接受蜀汉的统治，并积极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这种文化认同不仅加强了蜀汉与南方地区的联系，也为后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最终，诸葛丞相的南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南方地区实现了长治久安，民族进一步融合，平等团结，人民安居乐业，出现了太康盛世下的南中盛世。这一成果不仅得益于军事平叛，更重要的是文化认同和民心归附的作用。诸葛丞相的南征实践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典范，为后世治理边疆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