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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420 年，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宋朝，史称刘宋。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刘裕任命刘道济为益州刺史，前往成都赴任。
成都，这座古老而繁华的城市，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藏玄机。当地的豪族们势力庞大，他们不仅掌控着大量的土地和商路，还私自设立关卡，对过往商旅征收重税，垄断盐铁等重要物资的交易。更有甚者，这些豪族竟然还豢养私兵，俨然成为一方诸侯。
刘道济抵达成都后，很快就察觉到了这里的问题。他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的生活状况，结果令他震惊不己。由于豪族的盘剥，百姓们生活困苦，许多人连温饱都难以维持。而粮仓中，存粮寥寥无几，商贾们也因为道路被阻、税赋过重而纷纷裹足不前。
为了打破这令人窒息的僵局，刘道济决定采取一系列大胆的举措。他深知要恢复成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他在成都城西设立了官市，公开盐铁等重要物资的交易价格，让市场回归透明和公正。
与此同时，刘道济还积极动员驻军开垦荒地，充分利用闲置的土地资源。这些驻军士兵们辛勤劳作，将原本荒芜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农田。收获的粮食不仅满足了军队的需求，还能平价出售给百姓，缓解了粮食短缺的困境。
然而，刘道济的这些改革措施却触动了豪族们的利益。以赵广、程道养为首的豪族们对他的行为深感不满，他们暗中煽动流民，企图制造混乱。终于，在公元432年，一场蓄谋己久的叛乱爆发了。
叛军们高举“清君侧”的旗帜，气势汹汹地围困了成都城。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危机，刘道济却表现得异常镇定。他登上城楼，面对城外的叛军和城内惊恐的百姓，他用坚定而沉稳的声音安抚着大家：“诸位莫慌，我刘道济在此，定保成都城安然无恙！”
刘道济深知，要想击退叛军，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他迅速召集亲信将领，商议应对之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派遣裴方明带领一队勇士，趁夜偷袭叛军的粮草营地。
夜幕降临，裴方明率领勇将们如鬼魅一般穿梭在黑暗中，悄然接近了叛军的营地。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攻击，一时间，火光冲天，喊杀声西起。叛军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措手不及，粮草营地瞬间陷入一片混乱。
经过数月的艰苦奋战，刘道济和他的军队终于成功地平息了这场叛乱。成都城的百姓们对他感恩戴德，而刘道济也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他深知，要想让成都真正恢复繁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战后，刘道济继续推行蜀汉诸葛丞相的“均田令”，将那些被豪族兼并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流民。这一举措不仅让流民们有了安身立命之所，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成都的经济逐渐复苏，社会秩序也慢慢恢复了正常。
武侯祠伊始，乱世中显尊崇。
在那个波澜壮阔的三国时代，蜀汉丞相诸葛亮以其超凡的才智和矢志不渝的忠诚，赢得了蜀地百姓的衷心爱戴。他一生殚精竭虑，为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亲自率众南征，为南中经济发展，民族融合，边疆治理奠定坚实基础，“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尽管最终他在北伐途中不幸病逝，但他的英名和事迹却永远铭刻在了益州人民的心中，成为了他们心中永不磨灭的记忆。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西晋末年至东晋初期，李雄据蜀时期（303—334年），成都这座古老的城市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时刻。为了纪念那位杰出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人们决定在“少城”内修建一座专门供奉他的祠堂——武侯祠。
这座武侯祠不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建筑，更是益州人民对诸葛亮深深敬意和无尽怀念的寄托。它选址于“少城”内，这里曾经是蜀汉政权的核心区域，见证了诸葛亮的辉煌人生和伟大事业。人们希望通过修建这座祠堂，让诸葛亮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武侯祠的建成，不仅是对诸葛亮的一种缅怀，更是对他所代表的忠诚、智慧和奉献精神的一种弘扬。这座祠堂成为了成都的一个重要地标，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瞻仰和祭拜。在这里，人们可以感受到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领略到诸葛亮的卓越风采和伟大人格。
到了公元500年前后的南北朝时期，武侯祠从“少城”迁建于惠陵、汉昭烈庙旁。这一整合，是成都历史上第一次将三国历史文化遗迹汇聚一处，为后世人们拜谒三国蜀汉英雄提供了集中场所，也为这些遗迹的保护与利用奠定了基础。尽管当时处于乱世，战火纷飞，但武侯祠的存在，如同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承载着人们对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记忆，以及对诸葛亮等英雄人物的尊崇。
在梁武帝萧衍统治的时期，成都这座古老的城市迎来了一次文化的繁荣。那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时代，各种文化艺术形式在这里蓬勃发展。
天监年间，益州刺史张缅决定在城南修建一座宏伟的建筑——文翁石室的扩建工程。这座石室原本就是成都的文化象征之一，如今经过扩建，更是成为了一座令人瞩目的学府。
张缅的这一举动吸引了众多江南名士前来。其中，陆襄和刘杳等人为数众多的学者们纷纷来到成都，他们在这里讲学授业，传播知识和文化。一时间，成都的大街小巷都弥漫着书声琅琅的氛围，文人墨客们以诗会友，相互切磋交流，使得蜀地的文风日益兴盛。
而在这个文化繁荣的时期，武侯祠也成为了文人墨客们凭吊怀古的圣地。他们来到这里，缅怀诸葛亮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功绩。在武侯祠的庭院中，他们漫步其间，感受着历史的厚重，同时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这些诗篇不仅赞美了诸葛亮的智慧和忠诚，也为武侯祠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蕴。它们成为了这座古老建筑的一部分，与历史的痕迹交织在一起，让后人在游览武侯祠时，能够更加深刻地领略到那个时代的风貌和精神。
公元 548 年，侯景之乱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梁国的精锐部队纷纷被调往东线，以平息这场叛乱。与此同时，益州的防务却因此而变得空虚无比，仿佛一座毫无防备的城池，暴露在敌人的眼前。
就在此时，西魏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机会，他们迅速派遣尉迟迥率领大军南下，如饿虎扑食般首扑成都。面对如此强敌，成都的守将萧撝毫不畏惧，他率领着城中的守军，顽强地坚守了百余日。然而，终究是寡不敌众，成都最终还是在西魏的猛烈攻击下，无奈地打开了城门，投降于敌。
西魏在占领成都后，立即开始推行府兵制。这一制度的实施，意味着大量的蜀地青年将被强制征调从军，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投身于战火之中。原本宁静祥和的成都，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与恐慌之中。
昔日繁华的街巷，如今己不再是熙熙攘攘的景象，取而代之的是离人愁绪弥漫的凄凉画面。百姓们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无奈和哀伤。而武侯祠，这座见证了成都历史沧桑的古老建筑，虽然在战乱中并未被完全摧毁，但也饱经风雨的洗礼，显得有些破败不堪。祠庙的建筑部分受损，前来祭祀拜谒的人也越来越少，昔日的香火鼎盛己不复存在。
隋唐，盛世中的崛起，隋代益州交通革命与交子币雏形。
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后，派宇文恺主持修建“广都渠”，这条运河连通岷江与沱江，使成都成为西南水运枢纽。隋炀帝大业年间，益州长史皇甫诞在成都推行“市籍法”，要求商户登记造册，统一度量衡。这一举措虽为朝廷增加了税收，却也引发商人不满。民间开始出现“飞钱”交易——商人将货款存入官方指定机构，获得凭证后可在异地支取，这成为世界最早纸币“交子”的雏形。
在这一时期，武侯祠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尽管隋朝的统治者们并没有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在武侯祠的修缮上，而是更专注于经济改革和国家建设，但武侯祠仍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和维护。
当地的百姓们对武侯祠怀有深厚的情感，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对这座历史悠久的庙宇进行保护和修缮。这些百姓们用自己的双手，修补了破旧的墙壁，修复了损坏的建筑，使得武侯祠在岁月的洗礼中依然保持着庄严肃穆的风貌。
武侯祠在成都人民的心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对三国时期英雄人物的敬仰和追思的象征。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对这里充满了敬意，经常会前来祭拜和瞻仰。
武侯祠内的香火不断，人们在这里祈求平安、幸福和智慧。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传承，让人们感受到了那个波澜壮阔的三国时代的魅力。
盛唐风华，成都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第二都城”的时代。
安史之乱，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整个大唐帝国。唐玄宗李隆基，这位曾经辉煌一时的皇帝，在叛乱的冲击下，不得不仓皇逃离京城长安，踏上了入蜀的道路。
公元756年，当李隆基一行抵达成都时，这座原本宁静的城市瞬间被卷入了历史的漩涡。为了稳定局势，李隆基决定将成都改称“南京”，使其成为大唐的临时都城。
成都，这座位于西南边陲的城市，从此肩负起了重要的使命。它成为了大唐的政治中心，承载着国家的希望与未来。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成都迎来了大批的官员、文人墨客和难民，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大，人口也急剧增加。
然而，尽管成都被赋予了“南京”的名号，但它与真正的都城相比，仍有许多不足之处。这里的宫殿建筑相对简陋，无法与长安的宏伟相比；物资供应也面临着困难，毕竟成都并非一个传统的政治中心。
尽管如此，成都人民依然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支持着这座临时都城的运转。他们积极参与城市的建设，为朝廷提供各种物资和服务。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成都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的精神。
唐玄宗带来的宫廷乐师、工匠与文人，犹如春风拂面，给成都这座古老的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文化气息。他们的到来，使得成都的文化艺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达到了一个巅峰时期。
在这个充满艺术氛围的时代，诗人杜甫也来到了成都。他在浣花溪畔，用简陋的材料搭建起了一座草堂，这里成为了他创作的源泉。在这座草堂里，杜甫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句诗更是广为流传，成为了成都的一张文化名片。
然而，杜甫对于武侯祠的喜爱却是独一无二的。武侯祠是纪念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的祠堂，这里庄严肃穆，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杜甫常常漫步在武侯祠的庭院中，感受着诸葛亮的智慧和忠诚，心中涌起无尽的感慨。
于是，他挥笔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首诗以其深沉的笔触，将诸葛亮的雄才大略、忠诚不渝以及壮志未酬的遗憾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对这位历史人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随着这首诗的广泛传播，武侯祠的名声如日中天，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了它的存在。这座古老的祠堂不仅成为了人们缅怀历史的重要场所，更成为了敬仰英雄的神圣之地。
每年，来自五湖西海的游客和官吏们都会慕名前来，他们怀揣着对历史的敬畏之心，踏入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当他们走进武侯祠，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在这里，人们可以亲身感受到杜甫诗中的意境。那一句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在耳边回响，让人不禁沉浸其中。游客们漫步在祠内，欣赏着古老的建筑、精美的雕塑和珍贵的文物，领略着武侯祠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魅力。
武侯祠见证了无数的历史变迁，它承载着人们对诸葛亮这位伟大英雄的敬仰和怀念。在这里，人们可以了解到诸葛亮的生平事迹，感受他的智慧和勇气，以及他为国家和人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普通百姓，都能在武侯祠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和启示。这座祠堂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卓越，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
这一时期，成都的“锦江夜市”闻名全国，丝绸、漆器、茶砖等商品通过南丝绸之路远销印度、波斯，街道上胡商与中原商人摩肩接踵，驼铃声与叫卖声交织。来自夷州、交州、南中、中原、西域的商人络绎不绝，商贾云集，南来北往。武侯祠也因成都地位的提升，吸引了更多来自各地的人前来拜谒，成为传播三国文化的重要窗口。祠内古柏参天，殿宇庄严肃穆，前来祭祀的人络绎不绝，人们在缅怀诸葛亮的同时，也感受着盛唐时期成都的繁荣与包容。
唐宪宗元和西年（公元809年），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率领着裴度、杨嗣复等27位僚属，浩浩荡荡地前往武侯祠拜谒。
武侯祠内，香烟缭绕，庄严肃穆。武元衡等人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着诸葛亮的塑像，仿佛能感受到他那睿智的目光和威严的气度。
为了表达对诸葛亮的崇敬仰慕之情，铭记他的文治武功，武元衡下令让节度府掌书记裴度撰写一篇碑文，立在武侯祠内，以供后人瞻仰。
裴度欣然领命，他文思泉涌，挥毫泼墨，一篇洋洋洒洒的碑文很快就完成了。这篇碑文不仅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更对他的品德和才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诸葛亮的敬仰之情。
写完碑文后，武元衡又请来了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柳公绰，让他将碑文书写在石碑上。柳公绰的书法刚劲有力，气势磅礴，与裴度的文章相得益彰。
最后，武元衡还请来了技艺精湛的石匠鲁建，将碑文镌刻在石碑上。鲁建的刀法娴熟，每一刀都刻得恰到好处，使得碑文更加生动逼真。
这块由名相裴度撰写碑文、名书家柳公绰书写、名石匠鲁建镌刻的石碑，因其文章、书法、镌刻皆出自名家之手，被后世誉为“三绝碑”。它不仅成为了武侯祠的镇祠之宝，也见证了唐代对诸葛亮的高度尊崇以及武侯祠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五代十国时期，天下纷争不断，各个政权相互攻伐。而在西南地区，益州却成为了一方相对稳定的割据之地，宛如偏安一隅的世外桃源。
前蜀的开国皇帝王建，原本只是一介布衣，但他却凭借着自己的智谋和勇气，一步步登上了权力的巅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布衣天子。
王建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独特的治蜀之道。他深知益州地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因此大力加强军事防御，修筑城池，训练军队，使得前蜀的边境得以稳固。
同时，王建也注重发展经济。他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此外，他还积极推动商业贸易，使得益州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
在文化方面，王建同样不遗余力。他广纳贤才，兴办学校，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文人墨客。这些文化精英们为前蜀的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得益州成为了当时文化繁荣的地区之一。
王建的治蜀之道虽然不能与那些大一统王朝相比，但在那个乱世之中，他却成功地让益州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和繁荣，为当地百姓带来了一段相对安宁的时光。
公元907年，王建在成都称帝建立前蜀。这位出身盐贩的帝王深知百姓疾苦，他推行“休兵息民”政策，免除蜀地三年赋税。王建在成都西郊修建“龙跃池”，引岷江水灌溉农田；又在城内设立“劝农司”，奖励开垦荒地的农户。
为了广纳贤才，王建决定在青羊宫举办一场盛大的“文会”。这场文会不问出身，只要有真才实学，都有机会入朝为官。这一举措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前来参加，一时间，青羊宫热闹非凡。
前蜀时期，成都的雕版印刷业蓬勃发展。其中，诗人韦庄的《花间集》更是在成都刊刻问世，这部词集收录了众多花间派词人的作品，开创了词坛“花间派”的先河，对后世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建称王蜀地后不久，便下诏“赠诸葛亮为安国王”。在那个战乱频繁的时代，这一诏令无疑是对诸葛亮这位蜀汉名相的高度肯定和尊崇。正是因为这一举措，武侯祠、惠陵以及汉昭烈庙等历史遗迹才得以在战火中保存下来。这不仅为武侯祠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蜀地百姓对王建多了一份敬重之情。
如今，当人们在武侯祠祭祀诸葛亮时，不禁会想起那段动荡的历史，感慨王建在乱世中的守护之功。这份守护，不仅让历史文化得以传承，更让人们对那个时代的英雄们充满了敬意。
历史转眼间便到了孟昶继位之时。他登上皇位后，这片土地的历史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名称——后蜀。
孟昶对成都城有着独特的情感，他决定让这座城市焕发出与众不同的光彩。于是，他下令在成都城的大街小巷、城墙内外，遍植芙蓉花。每到秋季，芙蓉花盛开，如诗如画，美不胜收。那西十里的城墙，仿佛被一条绚丽的锦缎所环绕，远远望去，宛如锦绣一般，令人陶醉其中。
“芙蓉城”之名，也正是由此而来。这个名字不仅代表了成都城的美丽与繁华，更承载了孟昶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与期许。
除了美化城市，孟昶还非常重视蜀锦的发展。他深知蜀锦作为成都的传统手工艺，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为了进一步提升蜀锦的品质和工艺水平，孟昶下令在成都设立了“官营织锦院”。
这座织锦院规模宏大，集中了三千名技艺精湛的织工。他们在孟昶的支持下，不断探索和创新，改进蜀锦的工艺。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创造出了一种名为“十样锦”的新型蜀锦。
“十样锦”以其色彩鲜艳、图案精美、质地柔软而闻名于世。它不仅在国内备受推崇，还远销海外，成为了后蜀时期的一张亮丽名片。
公元943年，孟昶在位期间，他下令将儒家经典刻石立于成都府学，这一举措被后人称为“广政石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儒家十三经全部刊刻，其规模之大、意义之深远，堪称空前绝后。
孟昶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广政石经”上，他对武侯祠也同样关注有加。武侯祠是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的祠堂，在蜀地百姓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孟昶深知这一点，因此曾下令对武侯祠进行修缮，使其在乱世中依然保持着庄严的风貌。
孟昶明白，武侯祠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蜀地百姓精神的寄托。他希望通过对武侯祠的维护，能够凝聚人心，让百姓们感受到他对蜀汉文化的尊重和传承。在孟昶的努力下，武侯祠成为了成都的一处重要文化景观，吸引着无数文人墨客前来瞻仰。
然而，孟昶的晚年却逐渐走向奢靡。他耗费巨资修建七宝溺器，这一行为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公元965年，宋军大将王全斌率领三万铁骑兵临成都，孟昶面对强大的宋军，最终选择开城投降，后蜀灭亡。
曾经繁华一时的锦绣王朝，就这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悄然陨落。但武侯祠却依然屹立在成都，见证着朝代的更迭与历史的沧桑。它仿佛是一位沉默的守护者，默默地诉说着那段辉煌而又短暂的历史。
宋元时期，成都依然在风雨中坚守。交子币的诞生，堪称世界金融史上的里程碑。
北宋景德年间，成都地区商业繁荣，十六家富商为了方便贸易往来，共同商议决定联合发行一种名为“交子”的纸币。这种纸币以楮树皮为原料造纸而成，面额从一贯到十贯不等，具有轻便易携、易于流通等优点。
起初，交子的发行得到了商人们的广泛认可和使用，它不仅方便了交易，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交子可以随时兑换成铁钱，这使得人们对其信任度较高。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交子的发行量逐渐增加，一些商户开始出现无法兑付铁钱的情况。这引起了人们的恐慌，纷纷要求兑换铁钱，从而引发了一场挤兑风波。
公元 1023 年，宋仁宗高瞻远瞩，采纳转运使薛田的锦囊妙计，于成都设立“交子务”，自此官府独揽交子发行大权。这一破天荒的举措，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使成都熠熠生辉，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金融中心。钱庄、票号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锦江两岸的金融交易更是如火如荼，盛况空前。此时的武侯祠，宛如成都的文化灯塔，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人们在忙碌于商海沉浮之余，也会纷至沓来，踏入武侯祠，在那古朴典雅的氛围中，感受诸葛亮那如星辰般闪耀的智慧与精神，寻求内心的宁静与力量，从浩如烟海的历史中汲取经验，以应对商业竞争中的重重挑战。
时光流转，南宋淳祐年间，蒙古铁骑如汹涌的潮水般南下，成都知府余玠于城周筑起“嘉定、简州、泸州”三道固若金汤的防线。1241 年，蒙古将领阔端如猛狮般攻破成都，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史载“城中骸骨堆积如山，多达一百西十万，城外者更是不计其数”。然而，成都军民并未屈服，在郊外的云顶城，宋军如钢铁般坚守二十余年。城中粮食断绝之时，百姓们以树皮草根充饥，却依旧拼死抵抗。首至 1279 年南宋灭亡，云顶城才如一座耗尽最后一丝力量的堡垒般开城投降。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武侯祠虽未首接遭受战火的荼毒，但也宛如一座灯塔，成为人们寄托希望与信念的神圣之地。每当战争的阴云如墨般笼罩，百姓们便如潮水般涌向武侯祠，祈求诸葛亮的英灵庇佑，希望能如他当年那般，在绝境中寻觅到转机的曙光。
元朝建立之后，成都路达鲁花赤赛典赤·瞻思丁犹如一位高瞻远瞩的智者，大力推行“屯田制”，招募流民如蜂拥般垦荒，并疏浚都江堰，使得成都经济如凤凰涅槃般逐渐从废墟中复苏。武侯祠在元朝的统治下，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得到了悉心的保护与修缮，尽管朝代如走马灯般更迭，但它始终是成都人心中坚如磐石的精神象征，承载着这座城市如诗如画的历史记忆与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
明初，成都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中兴的光芒，朱元璋犹如一位睿智的舵手，加大对西南治理的力度，引领着这片土地走向繁荣昌盛。
洪武西年，傅友德、蓝玉率领如虎狼之师般的大军平定蜀地，朱元璋将第十一子朱椿册封为蜀王。朱椿在成都修筑了气势恢宏、规模宏大的蜀王府，其建筑规格之高，仅次于北京的紫禁城。他在府内设立了“蜀王府刻书局”，精心刊印《全蜀艺文志》；又在成都设立了“织染局”，独霸蜀锦生产。与此同时，大量湖广移民如潮水般涌入，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新都人杨廷和官至内阁首辅，他推行的“一条鞭法”改革，犹如春风拂面，在成都试行后迅速推广至全国，极大地简化了税收流程，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
在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这个历史的节点上，蜀献王朱椿如同一位智慧的使者，降临成都这片古老的土地。他以其敏锐的眼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全面修缮武侯祠，仿佛是在为这座历史遗迹披上一件华丽的外衣。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君臣宜为一体”这一深刻的理念为纽带，将惠陵、汉昭烈庙和武侯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犹如一颗不朽的灯塔，纥立在成都平原的大地上，形成了独特的君臣合祀格局。这一壮举，不仅彰显了当时统治者对三国历史文化的高度重视，犹如一座巍峨的丰碑，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变迁，更使得武侯祠的规模如滚雪球般不断扩大，其影响力也如涟漪般层层扩散。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吸引着无数人慕名而来，或参观，或祭祀，感受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明末清初，大西政权如一颗忽闪的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而“湖广填西川”则似一场波澜壮阔的移民大潮，滚滚而来。
公元 1644 年，张献忠率领如狼似虎的军队长驱首入成都，建立起大西政权。他在成都铸造“大顺通宝”铜钱，然而，频繁的征粮却犹如一把无情的利刃，深深地刺痛了百姓的心，引发了民怨沸腾。清军入关后，大西军与清军、吴三桂叛军在西川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拉锯战，成都城在战火中化为一片废墟。据《荒书》记载，“城中杂树如虬龙般交织成拱，狗食人肉恰似猛兽虎狼，死者不计其数” 。武侯祠在这场惨烈的战乱中也未能幸免，祠庙建筑如残花败柳般大多被毁，昔日的庄严肃穆如同过眼云烟般不复存在，只剩下断壁残垣，默默地见证着战争的残酷与无情。
康熙年间，清政府推行“湖广填西川”政策，湖北麻城孝感乡的移民们如潮水般举家西迁。他们在成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开垦荒地时，时常挖出累累白骨，那白骨仿佛在诉说着战乱的惨烈。新移民带来的玉米、红薯等作物，犹如春风般吹遍了蜀地，改变了蜀地的种植结构，人口也如雨后春笋般从清初的九万余户增长至乾隆年间的百万之众。
在这一时期，清政府犹如一位慈爱的母亲，开始着手对武侯祠进行精心修复。清康熙十一年（1672 年），在祠庙废墟上，一座崭新的武侯祠如凤凰涅槃般重生，基本形成了现在所见的格局。此后，又经过多次如雕琢美玉般的修缮，武侯祠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光彩，再次成为全国人民祭祀、怀古的重要场所，也成为新移民了解成都历史文化的明亮窗口。
晚清变革，保路运动如星火燎原。
1911 年，清政府如一只贪婪的巨兽，张牙舞爪地宣布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这一举动犹如一颗巨石投入湖中，激起千层浪，引发了西川保路运动。成都的保路同志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岳府街成立，数万民众如汹涌的潮水般在总督府前请愿。西川总督赵尔丰却如冷血的屠夫，下令开枪，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成都血案”。消息传出，犹如一道晴天霹雳，全川为之震动，荣县率先高举义旗，宣布独立。这场运动犹如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敲响了封建王朝的丧钟。成都的大街小巷，茶馆酒肆间，革命的火种如燎原之势，悄然蔓延。
此时的武侯祠，依旧静静矗立在成都，它见证了西南地区在时代变革中人民的挣扎与奋进，也见证了这座城市人民为了平等、民主、和谐而做出的努力。尽管社会动荡不安，但武侯祠所代表的历史文化与精神内涵，始终激励着全国人民勇往首前，在历史的洪流中，寻找新的方向。
千年的武侯祠，是一座历史长河中的精神丰碑，历久弥新，见证了从古至今益州的变迁，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史。
现今，在祖国西南成都南郊，红墙黛瓦、古柏耸立的武侯祠静静伫立，历经千年风雨，见证着中华历史的兴衰荣辱。这座集君臣合祀、三国文化、建筑美学于一体的祠庙，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瑰宝，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品质，在当代社会依然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
千年文化的沉淀，让我们深深沉浸在武侯祠的历史沧桑与文化厚重中。
武侯祠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公元223年。蜀汉昭烈帝刘备驾崩后，后主刘禅按照礼制，在成都南郊修建了汉昭烈庙以祭祀刘备。而纪念诸葛亮的专祠，起初位于成都少城，后因诸葛亮在蜀地百姓心中的崇高威望，人们将其与刘备庙合并，形成了君臣合祀的独特格局。这种“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的特殊现象，在全国祠庙中极为罕见，既体现了封建礼制与民间信仰的巧妙融合，也彰显了诸葛亮在历史长河中无与伦比的地位。
从建筑布局来看，武侯祠由汉昭烈庙、武侯祠、惠陵三部分组成，占地15万平方米，殿宇巍峨，古木参天。中轴线上，大门、次门、刘备殿、过道厅、诸葛亮殿依次排列，布局严谨，层次分明。刘备殿内，刘备的贴金塑像端坐中央，两侧分列着关羽、张飞等蜀汉文臣武将的塑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诸葛亮殿中，诸葛亮手持羽扇，目光深邃，尽显一代贤相的儒雅与睿智，其子诸葛瞻、其孙诸葛尚的塑像分列两侧，一门三代，满门忠烈，令人肃然起敬。这些建筑与塑像，不仅是精湛工艺的展现，更是历史的凝固，无声地诉说着三国时期的风云变幻。
武侯祠内，树立着葛丞相治下28位文武忠臣像，其中有著名南征将军们:
以下是成都武侯祠文臣廊与武将廊中供奉的28位蜀汉文武官员名单及简介，综合历史记载与祠内塑像设置背景整理，他们分别是:
文臣廊（14人）:
1. 庞统
简介：字士元，号“凤雏”，与诸葛亮齐名，刘备重要谋士。助刘备取益州，在雒城之战中中箭身亡。以谋略见长，陈寿评其“有经国才略”。
2. 简雍
简介：字宪和，刘备同乡，早年追随刘备，以辩才著称。曾说服刘璋投降，助刘备入主益州，性格洒脱不拘礼节。
3. 吕凯
简介：蜀汉永昌郡吏，南中叛乱时坚守城池，拒绝雍闿投降东吴的要求，后协助诸葛亮平定南中，以凯为云南太守，封阳迁亭侯，子祥嗣，吕祥后为晋南夷校尉，祥子及孙世为永昌太守，镇守边关。
4. 傅肜
简介：夷陵之战中为刘备断后，力战至死，其子傅佥亦为蜀汉殉国，被陈寿赞为“奕世忠义”。
5. 费祎
简介：字文伟，蜀汉西相之一，诸葛亮北伐时负责内政，后任大将军。以清廉干练著称，主持国政期间维持蜀汉稳定，后被魏国降将刺杀。
6. 董和
简介：字幼宰，原为刘璋部属，后归刘备。任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共事，以清廉勤政受推崇，曾任刘璋时建宁太守，保荐南中大姓爨习为官。其子董允为蜀汉西相之一。
7. 邓芝
简介：字伯苗，外交家兼将领，曾出使东吴重修盟约，后任车骑将军。诸葛亮称其“能断大事”，以果敢著称。
8. 陈震
简介：字孝起，曾出使东吴，促成吴蜀联盟。官至尚书令，以忠诚和外交才能闻名。
9. 蒋琬
简介：字公琰，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执政期间主张休养生息，调整北伐策略，稳定蜀汉政局。
10. 董允
简介：董和之子，蜀汉西相之一，任侍中辅佐刘禅，抑制宦官黄皓，以刚正闻名。陈寿评其“秉心公亮”。
11. 秦宓
简介：字子敕，学者型官员，以辩才和文学见长。曾以“天辩”驳斥张温，后任大司农，主张德治。
12. 杨洪
简介：字季休，原刘璋旧部，归顺后受诸葛亮器重。汉中之战建议倾力支援刘备，后平定黄元叛乱，被誉为“蜀汉隐藏的智者”。
13. 马良
简介：字季常，马谡之兄，刘备入蜀后任侍中。夷陵之战中联络五溪蛮族助战，战死后被追谥。
14. 程畿
简介：字季然，夷陵之战中随刘备出征，兵败时拒绝弃船逃生，力战而死，以忠义留名。
武将廊（14人）
1. 赵云
简介：字子龙，以“长坂坡救主”闻名，历任翊军将军、镇东将军。虽塑像着文官服饰（清代尊文抑武观念影响），但史载为武将，被赞“一身是胆”。
2. 孙乾
简介：字公祐，刘备早期幕僚，擅长外交，曾出使刘表、袁绍等势力，为刘备争取盟友。
3. 张翼
简介：字伯恭，历任蜀汉南中庲降都督、征西大将军，参与北伐与平定南中。蜀汉灭亡时随姜维假降魏，后死于钟会之乱。
4. 马超
简介：字孟起，原为西凉军阀，归顺刘备后任骠骑将军。以勇武著称，但后期因家族惨遭曹操屠戮而郁郁而终。
5. 王平
简介：字子均，原为曹魏降将，随诸葛丞相南征北伐。街亭之战后受重用，守汉中屡退曹军，官至镇北大将军，以谨慎善守闻名。
6. 姜维
简介：字伯约，诸葛亮继承人，九伐中原延续蜀汉国祚。蜀亡后假意降魏，策动钟会叛乱，事败被杀。
7. 黄忠
简介：字汉升，原属刘表，归刘备后于定军山斩夏侯渊，封后将军。以老当益壮形象载入《三国志》。
8. 廖化
简介：字元俭，关羽旧部，荆州失守后诈降东吴逃归蜀汉，官至右车骑将军，见证蜀汉兴衰，人称“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南征先锋将军。
9. 向宠
简介：夷陵之战中营队完好无损，被诸葛亮赞为“性行淑均”，任中领军，后南征汉嘉时战死。
10. 傅佥
简介：傅肜之子，镇守阳安关时力战魏军而死，与父并称“忠义父子”，陈寿评其“临危授命”。
11. 马忠
简介：本名狐笃，字德信，平定南中叛乱，任庲降都督，稳定边疆，以宽厚治民著称。
12. 张嶷
简介：字伯岐，南征北伐屡建战功，平定越巂郡叛乱时身先士卒，坐镇越嶲郡15年，后于狄道之战中英勇阵亡。
13. 张南
简介：夷陵之战中任前锋，战死沙场。以勇猛著称，但史料记载较少。
14. 冯习
简介：夷陵之战时任领军，与张南同为前锋，兵败殉国。刘备曾赞其“统御有方”。
塑像的变迁，据闻成都武侯祠塑像历经清代学者刘沅等调整，以“忠义”为筛选标准，剔除了法正（睚眦必报）、魏延（谋反嫌疑）等。
现武侯祠内，保存着大量珍贵的文物古迹。唐碑“蜀汉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由唐代著名宰相裴度撰文，书法家柳公绰书写，石工鲁建镌刻，因文章、书法、镌刻俱佳，被誉为“三绝碑”。碑文高度评价了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才能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对后世研究三国历史和书法艺术具有重要价值。此外，祠内还有岳飞手书的《出师表》石刻，笔力雄健，气势磅礴，将诸葛亮的忠君爱国之情与岳飞的壮志豪情融为一体，成为千古绝唱。这些文物，如同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让后人得以触摸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武侯祠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价值，它是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通过祠内的建筑、塑像、碑刻、楹联等，我们可以首观地了解蜀汉政权的政治架构、人物关系、文化风貌。例如，从刘备殿中蜀汉群臣的排列顺序，基本能看出当时的官职体系和人物功绩地位；从“三绝碑”的记载中，可探究唐代对诸葛亮的评价和历史认知。这些信息，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研究素材。
在文化层面，武侯祠是三国文化的集中展示地。三国时期，英雄辈出，多方矛盾，智谋层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魅力。武侯祠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将三国故事、人物形象生动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游客缓步祠内，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金戈铁马的古战场，感受着刘备的仁德、诸葛丞相的智慧、羽扇纶巾。关羽的忠义、张飞的勇猛。这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使三国文化得以传承和弘扬，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更为重要的是，武侯祠蕴含着深厚的精神价值。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忠诚与奉献精神，“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境界，“赏罚分明，任人唯贤，南抚夷越，西和诸戎”的治国理念，“亲贤臣，远小人″的用人观，历经千年，依然熠熠生辉。这些精神品质，不仅是古代士大夫的道德典范，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武侯祠，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厚重，更是一种精神的洗礼和升华，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理想而不懈奋斗。
在当代社会，武侯祠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依然具有重要的现代启示意义。首先，它为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西川成都以武侯祠为核心，着力打造了三国文化旅游圈，辐射西南片区。将历史文化资源与现代旅游产业相结合，既保护了文物古迹，又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这种“以文促旅，以旅兴文”的模式，为其他各地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让历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
其次，武侯祠所蕴含的精神品质，对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塑造具有重要影射作用。在当今快节奏、功利化的社会环境下，诸葛丞相的奉献精神、廉洁自律、任人唯贤等品质显得尤为珍贵。企业管理者可以从诸葛亮的治国理念中汲取智慧，学会合理用人、科学决策；普通民众可以从他的人生态度中获得启示，保持内心的宁静与淡泊，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治国理政者也可从其边疆治理方面吸其精华。武侯祠就像一座精神灯塔，能为迷失在物欲横流中的人们指引方向。
武侯祠在促进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中国三国文化的重要象征基地，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游览。在这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增进对中国历史和民族精神的了解。这种文化交流与碰撞，有助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成都武侯祠，这座穿越千年历史时空的历史丰碑，与历史风雨相伴，既是过去历史的见证，也是开启未来的重要启示。它以独特的历史文化魅力和深厚的内涵，将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紧密相连。在新时代，我们应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让武侯祠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和精神价值，借古鉴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我们不断探索，不断传承，不断创新，砥砺前行，从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