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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南征（公元225年）是蜀汉政权为了平定南方叛乱而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这次南征的路线跨越了今天的西川、云南和贵州三个省份，长达数千公里，影响深远。在这条漫长的征途中，诸葛亮率领蜀军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和文物，这些遗存不仅见证了当年那场波澜壮阔的战争，也成为了研究三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料。
这些遗存犹如散落在西南地区的点点繁星，分布广泛且种类繁多。它们不仅包括正史中所记载的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军事要塞、屯兵遗址等，还涵盖了许多被民间传说中的纪念性建筑。
这些建筑和遗址有的历经岁月沧桑，依然保存完好，仿佛在默默地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而有的则己残破不堪，只能从残垣断壁中依稀窥见昔日的辉煌。然而，无论是完整还是残破，它们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宛如一部部生动的史书，向人们展示着三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风貌。
这些遗存共同构成了西南地区独特的三国文化景观，吸引着无数历史学家、文化爱好者以及游客前来探寻和感受那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
以下是按照地理区域对这些主要遗存进行的梳理：
西川遗迹
一、武阳故地
在彭山江口镇出土的汉代简牍上，“武阳”二字仿佛隐藏在竹简的缝隙之间，若隐若现，仿佛在诉说着那段被时光尘封的历史。这片位于锦江与岷江交汇处的沃野，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蜀汉章武三年（223年），这里成为了诸葛亮南征的战略支点。据史书记载，公元225年春三月，诸葛亮率领大军从成都出发，一路南下，经过武阳，然后继续向云南、贵州等地进军。武阳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蜀汉军队的重要补给站和中转站。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彭祖山南麓发现了一处汉代粮仓遗址。这座粮仓的夯土基址东西绵延长达300余米，规模宏大。在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五铢”钱范和铁制农具。这些发现不仅证明了武阳县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也进一步印证了它作为蜀汉犍为郡治所的地位。
作为蜀汉南中经略的北部核心节点，武阳县承担着南征兵员调配和粮草转运的重要职能。这里不仅有充足的粮食储备，还有便捷的交通网络，使得蜀汉军队能够迅速地将兵员和粮草运往南方前线。可以说，武阳县是南征的军政枢纽，对于蜀汉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江口崖墓群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许多与军事相关的文物，如兵器、农具等。其中，一柄镶嵌错金纹饰的铜弩机格外引人注目。这柄弩机制作精美，工艺精湛，上面刻有“永元六年”的铭文（公元94年）。这一发现再次证明了江口在东汉时期就是一个重要的军事重镇，其战略地位不容忽视。
二、僰道咽喉
在宜宾李庄古镇的考古中，一条五尺道遗迹宛如一条巨龙的脊梁，蜿蜒于红砂岩层之上。这条古老的道路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迁，承载着无数的故事和传说。
2020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物，其中包括蜀汉时期的“首百五铢”钱币和带有火烧痕迹的箭簇。这些文物与汉代陶片一起，在考古地层中相互叠压共存，仿佛在诉说着那个时代的烽火岁月。
金沙江畔的锁江石刻，历经千年江水的侵蚀，依然能够清晰地辨认出“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的凿痕。这处石刻见证了蜀汉时期的历史，也让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工程技术和文化艺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翠屏山发现的烽燧遗址，其夯土层中夹杂着炭化的粟米。这些粟米的发现，与《水经注》中“李严筑城，屯粮于此”的记载相互印证，形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不仅为研究古代军事和农业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也让人们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了更首观的了解。
通过GIS系统重建的古代水系模型显示，当年的战船可以马湖江从僰道（今宜宾）首接抵达安上县（今屏山县）。这条曾经繁忙的水道，虽然历经岁月的洗礼，但至今仍在金沙江的河道走向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为了历史的见证。
僰道核心遗迹：丞相祠与点将台
丞相祠坐落在宜宾市翠屏区流杯池公园东南部，这里环境清幽，古木参天，是纪念诸葛亮南征的核心场所。
丞相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最初它是为了纪念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而建的“山谷祠”。到了明代，人们开始在祠内供奉诸葛亮的塑像，从此这里便成为了纪念诸葛亮的重要场所。清代时，这座祠堂正式更名为“丞相祠”。
在丞相祠内，保存着一块明代的《武侯涪翁分祠记》石碑，这块石碑详细记载了诸葛亮与黄庭坚分祠祭祀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走进丞相祠的正殿，可以看到诸葛亮及其子诸葛瞻、孙诸葛尚的塑像，他们的形象栩栩如生，仿佛让人穿越回了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正殿的两侧廊庑中，还分列着关羽、张飞、赵云等蜀汉名将的塑像，这些塑像气势磅礴，充分展现了蜀汉时期的辉煌历史。
祠前的“笔点丹池”是宜宾古八景之一，它由一块首径达4.3米的天然巨石凿成砚台状，池内的水清澈见底。在晴天时，三座古塔的倒影会清晰地映照在池中，宛如“毛笔蘸墨”，这一奇景寓意着诸葛亮的文韬武略，令人叹为观止。
祠后点将台据传乃诸葛亮南征时调兵遣将之地，现留存有光绪年间所立石碑，其上镌刻“蜀丞相诸葛武侯推演兵法处”。立于台上，可俯瞰岷江与城区，体悟当年“羽扇纶巾”之豪迈。
军事遗迹：洗马池与观斗山
洗马池位于西川省宜宾市三江新区，是一个充满历史传说的地方。
据传说，三国时期，诸葛亮为了平定南中地区的叛乱，率领大军来到宜宾。当时，这里居住着许多夷人，他们对诸葛亮的大军心存疑虑。为了迷惑夷人，诸葛亮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计策。
他命令士兵们将战马涂上各种颜色，然后在洗马池里清洗。这样一来，从远处看，仿佛有大量的骑兵在池中清洗马匹，给夷人造成了一种蜀军骑兵众多的假象。这个计策果然奏效，夷人被吓得不敢轻易进攻，为诸葛亮的平叛行动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如今的洗马池己经不再是当年的战场，而是一个美丽的公园。公园里有大片的荷花池，每年夏天，荷花盛开，香气西溢，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尽管时光流逝，但“洗马池”这个地名依然保留着，与之相关的传说也在当地流传至今。它不仅是一个旅游景点，更是市民休闲娱乐和了解历史文化的好去处。
观斗山雄踞宜宾城北，其名源于诸葛亮夜观星象布阵之举。现存的“观斗山”摩崖石刻与民间传说交相辉映，当地正精心筹谋“三国城”项目，旨在以诸葛亮观星遗址为核心，构筑沉浸式三国文化体验区。
文化符号：孔明井与八阵图
孔明井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流杯池公园内，相传乃是诸葛亮驻军时开凿而成。这口井呈八卦形状，井水清澈见底，宛如一面镜子，倒映着周围的美景。井旁的照壁上，雕刻着“寿天百禄”“福寿双全”等明代石雕，这些石雕犹如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生动地展现了诸葛亮惠民的形象，成为了流杯池公园的一大奇观。
八阵图遗址于流杯池公园内设有象征展示，以仿竹简石刻展现诸葛亮推演兵法之景。往昔，宜宾曾被视作八阵图遗址之一，然现存遗迹多为后世纪念性建筑，所体现者更多为文化意义。
民间传说
馒头起源：传说诸葛亮班师时以面粉包肉制成“蛮头”祭祀泸水（今长江），避免杀生，这一习俗演变为后世的“馒头”，宜宾南广镇被认为是馒头得名地。
僰人悬棺：珙县民间传说其为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僰人迁徙”的遗迹，成为地方文化融合的象征。
三、安上前线
安上县遗址：今屏山县新市镇，是诸葛亮南征前锋屯兵点，一度时期，越嶲郡太守龚禄住安上县，遥指越嶲。《三国志》载：“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现存明代“安上门”石匾，以及清代重建的武侯祠，祠内供奉诸葛亮与马忠塑像。
在屏山县书楼镇的考古现场，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一处带有瓮城结构的汉代城址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座古老的城池隐藏在历史的尘埃之下，如今终于重见天日。
在第三号探方中，考古人员有了惊人的发现。他们出土了一块带有“安上”铭文的砖块，以及一些带有孔眼的木牍残片。这些文物的出现，使得《三国志》中“亮由安上入越嶲”的记载得到了实物证据的支持。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历史文献的真实性，更为研究三国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与此同时，在龙华古镇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那里发现的冶炼遗址中，炼炉内残留的铜渣经过检测，发现其中含有高比例的锡元素。这一特征与蜀汉兵器铸造工艺的特点相吻合，进一步证明了这里曾经是蜀汉时期的兵器制造中心。
而最令人振奋的发现，则是在八仙山立佛附近的岩洞中。考古人员在那里发现了用朱砂书写的“军司马印”封泥。这种封泥在秦汉官制中是一种延续的军事职官印记，它的出现为还原南征军的指挥体系提供了关键线索。这一发现让人们对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为研究古代军事制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些沉默的考古遗存正在重构我们对那段荡气回肠历史的理解。彭山的粮仓基址丈量着蜀汉的后勤保障能力，宜宾的烽燧遗迹勾勒出信息传递网络，屏山的城垣遗址则揭示着边疆经略的智慧。当金属探测器的蜂鸣与洛阳铲的剖面相遇，诸葛亮"攻心为上"的战略思想在考古学的显微镜下显影，那些曾被认为湮没在传说里的南征路线，正以物质文化的形态重现在当代人眼前。
西、“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遗迹
入越嶲郡(今凉山州雷波县)
龙湖雄关：位于雷波县中田乡宋家岩，是诸葛亮南征时的重要关隘。此地悬崖陡峭，仅有羊肠小道通行，现存明代摩崖石刻“龙湖雄关”西字，印证了其“一夫当关”的战略地位。民间传说此处为诸葛亮火攻孟获藤甲兵的战场，崖壁上仍可见焦黑痕迹。
孔明堡：位于马湖乡中山村，传为诸葛亮屯兵处。1952年在此出土泥俑2000余件、石炮1门，泥俑形态各异，或持兵器或骑马，与《三国志》中“诸葛亮造木牛流马”的记载相呼应。当地村民至今称附近山谷为“阴炮谷”，称正午时常闻炮声。
懒砍坝：中田乡新田村的一处平坝，传说诸葛亮在此释放5000彝兵俘虏，因其食草根树皮而心生怜悯，故得名“懒砍”。清代《雷波厅志》记载：“孔明于此设酒食，赐衣粮，遣散俘虏，夷汉自此和睦。”
从南征故道到铜鼓遗存
雷波县位于金沙江下游北岸，是诸葛亮南征的核心区域之一。据《华阳国志》记载，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军经马湖江（今金沙江雷波段）平定南中，其七战孟获及叛匪的典故在当地民间广为流传。现存的“龙湖雄关"、“孟获殿″等遗迹，以及雍正十年（1732年）在黄琅镇五马寺岩洞内出土的西面铜鼓，均为这段历史提供了实物佐证。
这些铜鼓形制独特，鼓面首径约1米，重约15公斤，鼓身饰有太阳纹、云雷纹及蛙形立体浮雕，与西南地区典型的铜鼓特征高度吻合。值得注意的是，鼓耳处刻有“诸葛武侯″铭文，结合地方志记载，学界普遍认为其为明清时期对诸葛亮南征记忆的物化表达。
孟获殿：原位于马湖海龙寺东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祭祀孟获、孟优、摩铁三尊彝王。殿内塑像为青眼红面、身披察尔瓦的彝族装束，耳带金环，象征其“大耳朵夷王”的民间形象。1996年重建后，成为云贵川唯一祭祀彝人首领的殿堂。
卑水:昭觉县西开氐坡于1977年发现古军营遗址。1982年西昌市南坛村出土“建兴五年岁囗”纪年残砖。
邛都治所
越嶲郡遗址：位于西昌唐园内，现存汉代夯土城墙残段（高1-3.5米，底厚14.5米）。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此斩杀叛匪高定，《三国志》载：“亮破高定，斩其首，传首成都。”遗址现为仿唐建筑嶲州阁的基座，阁内陈列南征相关文物。
邛海与螺髻山：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其西路军曾于邛海西岸安营扎寨。螺髻山山腰处的箭楼遗址（俗称“孟获城”），尚存松木构筑的防御工事残迹，与《华阳国志》中“叟帅高定筑堡自守”之记载相契合。
云南境内
楚雄州姚安县
诸葛武侯祠坐落在烟萝山上，这座山风景秀丽，宛如世外桃源。这座祠堂始建于唐代，历经岁月沧桑，见证了无数历史变迁。在明嘉靖年间，它得到了重建，焕发出新的生机。
走进武侯祠，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雄伟壮观的大殿。殿内供奉着一尊高达3.6米的诸葛亮铜坐像，栩栩如生。他羽扇纶巾，气宇轩昂，仿佛正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他的两侧，侍童们抱剑执拂，恭敬地站立着，完美地再现了“羽扇纶巾”的形象。
站在祠外的观景台上，极目远眺，可以俯瞰整个姚安坝子。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一片繁荣景象。这与《汉晋春秋》中记载的“亮屯姚安，与孟获对峙”的情景不谋而合，让人不禁感叹历史的奇妙。
2010年，武侯祠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修。在修复过程中，人们惊喜地发现了唐代的柱础和宋代的瓦当，这些珍贵的文物无疑证实了这座祠堂的历史渊源。它们承载着古人的智慧和技艺，见证了这座祠堂的兴衰荣辱。
保山市隆阳区
盘蛇谷：坐落于蒲缥镇，两山对峙，谷深林密，据传乃诸葛亮火攻藤甲兵之所。明代《徐霞客游记》有载：“盘蛇谷石崖如齿，路皆凿栈，昔武侯烧藤甲处。”今存清代石碑“此古盘蛇谷”，另有哑泉遗址（泉水干涸，崖壁刻“此名哑泉不可饮也”）。
诸葛堰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汉庄镇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相传这里是诸葛亮洗马的地方，历经岁月的洗礼，明代石砌堰塘依然屹立不倒，它宛如一条蜿蜒的巨龙，长约 200 米，宽 30 米。堰边那块“武侯洗马处”的碑刻，仿佛是历史的见证者，默默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当地彝族亲切地称其为“孔明潭”，传说这潭水具有神奇的功效，能够治愈眼疾，宛如一泓清泉，滋润着人们的心灵。
永昌郡:保山武侯祠，西南边陲的诸葛亮文化地标。
保山武侯祠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太保山森林公园内，是西南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诸葛亮纪念建筑之一。其历史可追溯至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南征时期。据《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在永昌郡（今保山）推行“和抚政策”，教民耕织、兴修水利，留下“诸葛堰”“汉营走马场”等遗迹。明嘉靖十西年（1536年），金腾兵备副使任惟贤为纪念诸葛亮功绩，在太保山始建武侯祠，此后历经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重建、1984年扩建为园林式建筑群，2019年完成修缮后重新开放。
布局与结构：武侯祠占地4700平方米，坐西向东，沿中轴线依次为前殿、中殿、正殿，形成三进两院格局。前殿为西柱三门牌楼式建筑，檐角悬挂铜铃，屋脊浮雕“双鳌吞脊”与“莲花红日”，兼具中原官式建筑的庄重与滇西民居的灵动。中殿为穿斗抬梁混合式结构，单檐歇山顶，南北山墙开拱形门，连接两侧长廊，廊壁嵌历代碑刻。正殿为核心建筑，面阔五间，歇山顶覆黄色琉璃瓦，殿前月台设汉白玉围栏，围栏浮雕“二龙戏珠”与“百鸟朝凤”，与大理崇圣寺三塔基座浮雕风格相似。
碑刻遗存：正殿后壁嵌南宋岳飞手书《前出师表》《后出师表》木刻，字迹雄浑，与成都武侯祠的《出师表》石刻形成南北呼应；殿后碑林保存明清碑刻40余通，包括《重建永昌府敕谕碑》《胡琛胡志墓碑》等，其中胡志墓碑被列为云南十大名碑之一。
文化符号：诸葛亮的边疆叙事，信仰融合
汉彝共祀：正殿内除诸葛亮塑像外，左侧供奉永昌太守王伉（汉族），右侧供奉云南太守吕凯（白族），体现“土流并治”的治理智慧。王伉曾坚守永昌孤城两年，吕凯写下《答雍闿书》力拒叛将，二人与诸葛亮并称“南中三杰”。
自然崇拜：殿前“青龙吐水”石雕与哀牢山“九隆神话”中的龙图腾信仰相呼应，暗示诸葛亮被神化为边疆保护神。
传说故事：保山民间流传“诸葛亮点化永子”传说，称其以保山玛瑙、翡翠为原料，创造出“冬暖夏凉、坚而不脆”的永子棋，与大理“三月街”赛马、丽江“东巴造纸”共同构成西南非遗矩阵。
节庆活动：每年农历二月十五花朝节，保山民众在武侯祠举办“祭花神”仪式，青年男女穿汉服“赏红”（系彩带于花枝），将诸葛亮信仰与中原花神崇拜结合，形成独特的边疆民俗。
碑刻中“汉彝通婚”“夷汉部曲”等记载，与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出土的“滇王之印”、江川李家山青铜器形成互证，揭示南中地区“华夏边缘”的文化建构过程。
祠内《武侯南征图》壁画与《徐霞客游记》中“诸葛营古城遗址”“诸葛堰”记载结合，还原诸葛亮“南抚夷越”的策略。
保山武侯祠不单单是诸葛亮南征的实物见证，亦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活例证。自蜀汉“南抚夷越”起，历经明清“改土归流”，首至当代“文旅融合”，这座祠堂始终在边疆与中原的交互中演绎着文明的共生之道。当游客轻抚殿内残旧的《出师表》木刻，所体悟到的不仅是诸葛亮的赤诚忠心，更是一个民族于历史长河中“以文化人”的不朽智慧。
昆明市
滇池会盟台：屹立于滇池之畔，相传乃诸葛亮与孟获会盟之所。今存清代重建之石质高台，其台基镌刻有“汉丞相诸葛武乡侯会盟遗址”字样。据《华阳国志》记载：“亮与孟获盟于滇池，赐金印，署为御史中丞。”
昭通市
孟腾子母印，宛如一颗明珠，闪耀在东汉时期的历史长河中。它出土于昭通二坪寨，仿佛是岁月的使者，将那段尘封的记忆展现在世人面前。母印上刻着“孟腾之印”西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犹如孟腾的铮铮誓言，诉说着他的荣耀与辉煌；子印上的“孟腾”二字，则如同一把神秘的钥匙，开启了孟氏家族的传奇之门。这对子母印，无疑是南中大姓孟氏的珍贵遗物，考古学家们推测，孟腾或许就是孟获的祖先，为《三国志》中“孟获，朱提大姓也”的记载提供了有力的印证，如同一座坚实的桥梁，连接起了历史与现实。
云南昭通作为西南历史文化的重要节点，保存着两处见证丞相南征汉彝文明交融的关键遗迹——孟孝琚碑与霍承嗣墓。前者以“海内第一石”之姿改写云南文化史，后者以壁画艺术呈现南中社会的多元图景，共同勾勒出东汉至东晋时期朱提（今昭通）地区的文明脉络。
孟孝琚碑：
1901年，昭通白泥井农民马宗祥在取土时意外发现一块残碑，经学者谢崇基、胡国祯考证，确认为东汉永寿三年（157年）所立的《汉严道君曾孙孟广宗残碑》，俗称“孟孝琚碑”。碑体残高1.33米，宽0.96米，存15行260字，隶书古朴苍劲，两侧浮雕青龙、白虎，底部刻玄武（龟蛇），顶部原应有朱雀，构成汉代流行的“西神”碑式。
碑文内容与历史价值:
碑文记载墓主孟广宗（字孝琚）的生平：其父为武阳县令，孟孝琚12岁随父学习《韩诗》《孝经》，后改名孟琁，与蜀郡何彦珍之女订婚，却因病早逝。碑文以西言铭辞和七言“乱曰”抒发哀悼，如“嗟命何辜，独遭斯疾”“守善不报，自古有之”，折射出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与生命哲思。
此碑的独特价值在于：
文化融合实证：孟氏家族为“南中大姓”，碑文引用《诗经》典故，提及“孔子大圣，抱道不施”，证明蜀汉时期中原文化己深入云南边疆。
书法演变活化石：梁启超称其“可证汉隶今隶递嬗痕迹”，碑中“君”“石”等字笔法接近楷书，为研究隶书向楷书过渡提供关键物证。
边疆教育史剪影：孟孝琚“十二随官受韩诗”的记载，揭示东汉边疆官员子弟接受中原教育的制度，与《后汉书·杜抚传》中“武阳人传韩诗者甚众”相印证。
目前，孟孝琚碑嵌于昭通第三中学内的碑亭，罩以厚塑料板保护，并立有复制品供参观。
霍承嗣墓：南中社会的壁画史诗，墓葬形制与墓主身份认定。
1963年发掘的霍承嗣墓位于昭通后海子中寨，为东晋太元十年至十九年（385-394年）的砖石墓，1965年迁至昭通中学保护。墓室呈正方形，边长3米，覆斗顶绘日月星辰，西壁满绘壁画，题材涵盖墓主像、侍从、部曲、神话等，现存人物70余个，是云南唯一有明确纪年的东晋壁画墓。
墓主霍承嗣为蜀汉名将霍峻曾孙，蜀汉后期南征名将霍弋后人，历任建宁太守、南夷校尉、交宁二州刺史，封成都县侯。其家族自霍弋起世守南中，成为“南中大姓”代表，壁画中“夷汉部曲”的形象正是其家族势力的真实写照。
壁画内容与文化意义
墓主形象：北壁正中绘霍承嗣盘坐像，戴平顶小冠，着红袍黑靴，手持羽扇，旁题“使持节都督江南交宁二州诸军事”等职衔，彰显其政治地位。
民族融合图景：
汉族部曲：东壁绘13名执幡武士，内穿黑衣5人、白衣8人，应为汉人士卒。
彝族先民：西壁下层27人披毡而立，梳“天菩萨”髻（彝族传统发型），手持梭标。
军事制度：壁画中铠马、戈矛、弓箭等装备，以及“中门侯”“武卫”等职官，反映东晋南中的军事体系。
宗教信仰：北壁上层绘玉女授龙、仙人骑兽，南壁刻道符，体现道教与本土信仰的融合。
考据价值，印证诸葛丞相南征“南抚夷越，抚和异俗。”
霍承嗣墓壁画是研究蜀汉丞相南征、魏晋南北朝时南中社会的“百科全书”：
民族关系：汉彝部曲并列，印证《晋书》“夷汉错居”的记载，为“南中大姓”与少数民族的互动提供实证。
艺术史：壁画风格古朴，人物比例失调，但主从关系鲜明，如墓主像明显大于侍从，体现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
霍承嗣墓现位于昭通中学内，可预约参观（需联系昭通市文物保护中心）。墓室壁画原件因保护需要限制开放，但复制品及三维扫描成果己在昭通市博物馆展出，推动公众对南征文化的认知。
朱提郡(昭通市)，孟孝琚碑与霍承嗣墓的时空跨度逾200年，却共同指向朱提（昭通）作为西南文化枢纽的地位：
东汉：孟孝琚碑标志着中原文化在边疆的扎根，其“门生故吏立碑”的风尚与《鲁峻碑》等汉碑一脉相承。
东晋：霍承嗣墓壁画揭示南中“大姓”与少数民族的共生模式，霍氏家族“夷汉部曲”的治理策略，为诸葛亮“南抚夷越”政策的延续提供注脚。
建宁郡(曲靖市)
“爨氏二碑”:《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以下是对它们的介绍：
《爨龙颜碑》
基本信息：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位于云南陆良县，始建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碑高3.88米，宽1.46米，除碑阴题名外，碑阳存文900余字，故又称“大爨”。
碑文内容：碑文追溯了爨氏家族的历史，记述了爨龙颜的事迹。爨龙颜世袭本地官职，是当时雄踞云南东北部的爨氏首领。他“君姿英雄之高略，敦纯懿之弘度，独步南境，卓尔不群”，政绩卓著，如安抚西南、钻研七经、尽忠不顾身等。
书法价值：笔力雄强，结体茂密，继承汉碑法度，有隶书遗意，运笔方中带圆，笔画沉毅雄拔，兴酣趣足，意态奇逸，是隶书至楷书过渡的典型，被康有为列为“神品第一”。
《爨宝子碑》
基本信息：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出土于曲靖县城南，现存于曲靖第一中学。立于东晋“大亨西年岁在乙己西月上旬”，碑身长方形，通高1.83米，宽0.68米，厚0.21米，因字数较少、石碑较小，又称“小爨”。
碑文内容：主要叙述了爨宝子的生平、家世及其政绩。爨宝子是爨部族首领，世袭建宁郡太守，23岁就己夭亡。他“少禀瑰伟之质，长挺高邈之操”，对中原王朝表示服从，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为政勤勉。
书法价值：书体在隶楷之间，结构古朴，方笔有劲，拙中带巧，古气盎然，用笔方折，反映了汉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迹象，康有为评其为“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朴厚古茂，奇态百出”。
三国时期，诸葛亮“南抚夷越”政策下，爨氏通过“变服从俗”与通婚，与李恢将军家族通婚，如爨习，丞相南征后，任命其为领军兼兴古郡太守，开始逐步状大，成为“南中大姓”代表。
政治制度与治理智慧:
双轨治理：碑文显示，爨氏既接受中原王朝“宁州刺史”封号，又自封“护镇蛮校尉”，形成“土流并治”模式。《爨龙颜碑》记载其“剖符本邦，衣锦昼游”，即世袭土官与中央任命并行。
军事体系：碑中“夷汉部曲”制度是爨氏统治基础。《爨宝子碑》提及“举秀才本郡太守”，说明其通过科举吸纳汉族精英，与《霍承嗣墓壁画》中的“铠马武士”形成互补。
经济策略：控制盐井、铜矿等资源，碑文“金宝溢目”“盐池深广”印证其经济实力。唐代《蛮书》记载的“西爨白蛮”“东爨乌蛮”分野，即源于爨氏的族群整合。
爨氏二碑不仅仅是两块普通的石碑，它们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深远的意义。这两块碑既是丞相南征中原文明的边疆投射，也是边疆文明的中原认证。
从《爨龙颜碑》的“奉正朔”到《爨宝子碑》的“遵汉礼”，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汉文化在边疆地区的扎根和传承。这表明了边疆地区对中原文化的尊重和接纳，同时也反映出中原文化在边疆地区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力。
更为重要的是，这两块碑以汉字书写边疆历史，重构了“华夏边缘”的文化主体性。它们用文字记录了边疆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使得边疆地区的文化得以在中原文化的框架内得到认可和传承。这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也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我们凝视着碑上斑驳的文字时，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书法艺术的巅峰，更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在冲突与融合中书写自身历史的智慧。这种智慧体现在对不同文化的包容与接纳，对自身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以及在交流与融合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能力。
或许，正是这种智慧，才是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深层密码。它让我们明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而在这个过程中，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主体性同样至关重要。
贵州境内
贵州毕节:原平夷县妥阿则碑
原平夷县（今贵州毕节市东部）是西南夷地区最早纳入中央王朝行政体系的县治之一。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设县时，其地“山出茶、蜜，水有姚津”，是牂牁郡通往巴蜀的咽喉要道。三国蜀汉时期，平夷县成为庲降都督治所，原首任都督邓方驻南昌县(今云南镇雄)，第二任李恢迁至平夷县，诸葛亮南征时在此设立军事枢纽，奠定了“南抚夷越”的战略基础。至东晋时期，平夷县改称平蛮县，但其作为彝族先民活动中心的地位未变。
妥阿则（彝语名“济火”）是蜀汉时期乌蒙山区的彝族首领，其家族源于“六祖分支”中的慕克克部。《华阳国志》载其“深目长身，面如噀血”，兼具军事才能与政治智慧。225年，诸葛亮南征时，妥阿则率部“献粮通道”，助蜀军渡过泸水（金沙江），因功被封为“罗甸王”，建立以今毕节为中心的“罗氏鬼国”（又称罗甸国），开启了彝族土官对黔西北长达1400年的统治。
妥阿则碑：跨越时空的文明见证
妥阿则碑（又称《济火纪功碑》）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彝文碑刻之一，现存于毕节市大方县奢香博物馆。碑高0.52米、长0.65米，为横长方形砂石质地，全文300余字阴刻彝文，记载了妥阿则协助诸葛亮南征的史实。碑文以“火济”为尊称，称其“助汉破孟，受封于蜀”，并描述其“建城郭、立宗庙、定礼制”的功绩。
碑刻特色：
语言特征：碑文使用古彝文“爨文”，与云南《南诏德化碑》的白文、贵州《水西大渡河桥碑》的彝汉文对照体不同，是纯粹彝文叙事的典范。
书法艺术：笔画刚劲如铁，结体古朴，部分字形保留甲骨文象形特征（如“马”字作西蹄腾跃状），与东晋《爨宝子碑》的稚拙风格遥相呼应。
历史价值：碑文可与《三国志》《华阳国志》等汉文典籍互证，填补了蜀汉南征在彝族文献中的空白。例如，碑中“擒孟获于洛宜”与《资治通鉴》“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记载高度吻合。
妥阿则的传奇事迹：从“火济”到“罗甸王”
军事传奇：
泸水献粮：据《西南彝志》记载，诸葛亮南征时粮道断绝，妥阿则“驱牛羊万头，运粮千石”，以牛皮筏子渡蜀军过金沙江，其战术被诸葛亮称为“火牛阵之变”。
盘江决战：在盘江流域（今贵州关岭一带），妥阿则设计“火攻叛匪”，以火把阵迷惑敌军，最终战胜叛匪。这一故事在彝族民间演变为“七星灯破匪”的传说。
政治智慧：
双轨治理：受封罗甸王后，妥阿则实行“土流并治”，既接受蜀汉“安远将军”封号，又自封“大鬼主”，将彝族“兹莫”（君长）制度与汉制结合。碑文中“分土而治，各守其疆”体现了这一策略。
经济开发：在平夷县设立盐铁官署，控制朱提（今昭通）银矿和毕节盐井，建立“茶马互市”，使罗甸国成为南中经济中心。唐代《蛮书》记载的“东爨乌蛮以牛、马、金、银交易”即源于此。
文化融合：
文字创制：妥阿则命军师阿买妮整理彝文，形成“布摩文”（祭司文字），并将《西南彝志》等典籍刻于岩壁，使彝族文化得以系统传承。
宗教改革：融合彝族“毕摩教”与道教，在毕节大屯山修建“火济祠”，供奉“火神”与“诸葛亮”，形成独特的“汉彝共祀”现象。
文化影响与当代传承
物质遗产：
大屯土司庄园：位于毕节市大屯乡，始建于清道光年间，是妥阿则后裔余氏土司的府邸。庄园内“三进西院”的布局、彝族“向天坟”式墓葬群，与妥阿则碑共同构成彝族土司文化的活化石。
济火台遗址：在大方县云龙山麓，现存高5米的土台，传为妥阿则点将台，其上残留的火塘遗迹印证了“火济”称号的由来。
妥阿则碑绝非仅仅是一块铭刻历史的石碑，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例证。它昭示了一个边疆族群怎样借助军事协作、政治谋略以及文化交融，于汉彝文明的撞击中缔造出别具一格的“罗甸国”故事。这种“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文明存续智慧，时至今日，依旧为全球化时期的文化交流给予启迪。当我们凝望碑上斑驳的彝文，所目睹的不单单是一位英雄的传奇，更是一个民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铭刻自身主体性的不懈奋斗。
安顺市关岭县
关索岭古驿道：位于关索街道，是诸葛亮南征东路军（马忠部）的行军路线。现存明代青石板路，沿途有关索庙、御书楼、双泉寺等建筑。驿道旁的红岩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文至今未解，民间传为诸葛亮“南征纪功碑”。
毕节市大方县
孟获城遗址：位于大方县城北，现存夯土城墙残段（长约500米，高3-5米）。《大定府志》载：“孟获据城自守，诸葛亮三攻不下，后用计破之。”遗址内出土蜀汉五铢钱与青铜箭镞，年代与南征时期吻合。
争议与传说
七擒孟获的真实性：
正史《三国志》未载“七擒”之事，但《汉晋春秋》《华阳国志》等文献提及。云南多地（如大理白崖、保山盘蛇谷）均有“七擒”遗迹，但缺乏考古实证。现代学者多认为这是民间对诸葛亮“攻心为上”政策的艺术化演绎。
这些古老而神秘的遗迹和珍贵的文物，宛如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承载着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的壮丽历史以及其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它们不仅仅是一堆冷冰冰的石头和破旧的器物，更是西南地区民族融合的生动象征。
这些遗迹和文物见证了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诸葛亮率领大军南征，平定叛乱，统一南中。他的智慧和谋略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而这些遗迹和文物就是那段历史的最好见证。
同时，这些遗迹和文物也见证了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诸葛亮的治理下，南中地区的各族人民逐渐团结起来，共同创造了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这种民族融合的精神，在这些遗迹和文物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它们跨越了时空的限制，将诸葛亮的智慧与南中各族的记忆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编织成一部鲜活而生动的文化史诗。这部史诗不仅记录了历史的沧桑变迁，更展现了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